李刚:发挥央企的脊梁引领作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质量动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重要论述的体会

    经过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学者论说的解决方案,从调整产业结构、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新形势等角度,提供了多种答案。本文尝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质量的角度,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进行分析研究,作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一、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明了主攻方向

    产品质量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软实力的展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质量,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质量安全的保障、政府的质量监管、质量发展的任务、质量战略的目标、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质量工作重要问题,都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学习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全面贯彻十八大提出的把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危机与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这一时期人均GDP4000美元以上,刚脱离“贫困陷阱”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居民消费由温饱型转向享受型,产品增长由数量扩张期转向质量提升期,制造业由大国转向强国,对质量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10年左右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新动力和转型发展的新希望。这一时期竟然持续了40年左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理论深思。

    经济学家分析的结论往往偏重于如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经济学界研究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动力(一般说来要有7%以上GDP增速),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

    由诺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领衔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总结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成功经济体,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除了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非常小,余下10个经济体都一一经历危机。巴西19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日本19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其他经济体1990年代末遭遇的亚洲金融危机。但经历危机但成功跨越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而遭遇危机后止步不前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西;中国是特例,没有遭遇危机重创,但也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预言未来中国遭遇危机的概率接近于1。(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竟然持续了40年左右。文学的反思――魔幻现实主义――莫言小说)

    从GDP增幅来看,从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度过这个阶段用了3年时间,实现了每年9.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韩国在这个阶段也实现了劳动生产率提速。中国却已出现劳动生产率减速,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也需要7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度过这个关键的阶段。从GDP量上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有强劲动力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中国经过长达38年的高速增长,2016年人均GDP达到8866美元、排名世界第69位,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中高阶段。不过,中国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还比较靠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不好这些问题中国就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担心的理由主要是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都基本耗尽,增长下滑无法阻挡。显然,今天“狼来了”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了。

    经济学家的看法是,过去30多年,我国长期依赖劳动力和投资拉动经济,靠国内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给经济发展带来动力。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另外,经济转型是机遇,也有陷阱。但现在,我国经济与前些年相比,在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下滑,靠另一方面“效率”和“创新”取代了“投资”和“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政府将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规划者”转为“撤出经济活动”的“服务者”);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获得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攻方向――以质量与效益为中心

    可以说,在这样的特殊经济发展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是第一次用质量一词来表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导向。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质量的重要论述,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四个方面的对策。

    1.明确指导思想,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真正是把质量摆到了战略位置,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明确应对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表态:“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等于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将会有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能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3.明确发展目标,实现“三个转变”。2014年5月10日在考察河南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时,他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先进制造业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能否有大的提高,关键是能否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趟出一条路子来。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4. 明确主攻方向,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2016年底,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是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总书记强调,新动能并不都是高大上的,不要忽略了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产品,这里面有大市场、大文章,要认真考虑怎样把这部分需求拉回到国内来。

    二、深刻理解质量内涵、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产品质量及其相关工作,作了大量的论述和强调,既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的产品质量形势,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要求,又强调质量工作的重要性,指明了加强质量工作的方向,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战略支点。

    (一)关于质量的有关论述(12条)。

    1. 质量问题关键是制度和措施。他说,质量是城镇化的命脉。从长城砖上印刻的工匠姓名,讲到要学习中国古代质量追溯的办法。在谈到质量奖惩时,明确提出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要求维护质量安全时,提出“建立覆盖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制度和体制,形成食品药品监管社会共治格局。” 真可谓微言大义,大道无痕。

    2. 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他说,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3. 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查错补漏纠弊,特别是加强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排查,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千方百计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所有企业都必须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黄岛)

    4. 维护质量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习总书记用“红线”来描述质量安全。他说,“安全生产人命关天,是不能踩的‘红线’”,并强调“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5. 注重源头治理。对于质量安全监管,要“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讲到环境质量,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讲到食品安全,也强调要加强源头监管。“食品安全涉及的环节和因素很多,但源头在农产品”。“源头安全了,才能保证后面环节安全”。

    6. 政府必须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质量安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监管。“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要坚持防患于未然。要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全覆盖、零容、严执法、重实效”。对接连发生的安全事故,他强调,要把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到实处,“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7. 维护国门安全。针对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流、物流迅猛增长,他指出,“现在改革发展速度很快,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检验检疫工作很重,责任很大!”

    8. 维护建筑质量安全。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建筑质量工人专业技能培训。当前,我国建筑市场混乱和建筑质量低下问题比较突出,建筑物垮塌现象很多。“对那些偷工减料、以劣充好、权钱交易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打击和追究。”(西安问题电缆,处理了16个厅局级干部)

    9.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要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各部门、各类企业都要坚持安全生产的高标准”。抓紧修订一批能效标准,只要是落后的都要加快修订,定期更新并真正执行。

    10. 品牌是信誉的凝结。一个品牌一旦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起来,就可以成为质量的象征、安全的象征。老百姓就要放心购买和消费。要加强品牌建设,积极争创名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要保护和传承食品行业老字号,使优秀品牌不断发扬光大,发挥其质量管理的示范带头作用。

    11.政府质量安全属地责任。2013年11月,在考察黄岛输油管线爆燃事故抢险工作后,他指出“各级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依规,严管严抓”。

    12.加强质量问题国际合作。质量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最近数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频繁发生质量安全事件。在2013年10月6日,会见新西兰客人时强调,食品安全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希望新方把好质量关,切实维护两国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当“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2014年3月29日在中德工商界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

    当然,这些论述并不都是直接针对产品质量讲的,但和产品质量密切相关,完全适用于产品质量工作,可以移植过来,直接用于指导我国的产品质量工作。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用大量笔墨,简要论述了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的内涵,论述了各领域的质量,包括金融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经济发展质量、金融资产质量、城镇化质量等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从质量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要求。

    1. 提出“供给质量”新概念。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三驾马车”,首先是内需是起基础作用的。保持国内旺盛或者相对稳定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影响内需的问题是,“日用消费品受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影响明显增大,食品安全和质量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改进的措施,就是“大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稳步增长。”

    2. 经济发展要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在2013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在保障数量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有的地方,“甚至为求数量而牺牲质量”。关于经济增长,要从实际出发,能快的,只要有质量有效益当然可以,但快不了还要勉强。

    3. 发挥质量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政府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要严格执法”。

    4. 推进五大创新。“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

    5. 注重提升各类质量。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要的是质量。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产品质量是经济质量的基础与细胞。

    习近平总书记对质量的论述可分为二大类,一是微观质量,有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等;二是有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经济质量等宏观质量。

    产品质量是指产品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和特性的总和,一般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包括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它特性的要求。人们是根据产品特性满足社会和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衡量产品质量优劣高低的。

    经济发展质量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速,也包括从民众和社会活动的角度来度量经济发展对其带来的变化状况,从而表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综合情况,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状况、发展速度、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内容。

    1.产品质量是宏观质量应有之义。产品质量与“质量和效益”中的质量,原则上是两个概念。“质量和效益”中的质量,是广义的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科教文卫质量、生活质量以及工作质量等等一样,表示是水平提升、效率效益等含义。产品质量是狭义的质量,往往和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一起简称为质量,一般通用于工业、交通、建设、旅游、环保等领域,涉及商务、质检、工商、海关等部门,表示的是符合性。广义质量和狭义质量是辩证统一的。“质量和效益”中的广义质量,也包含着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等狭义质量。狭义质量的提升,是促进广义质量改善的重要内容。

    2. 产品质量是经济活动的细胞。是贯穿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四环节的灵魂,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经济活动的最终实现形式。正常情况下,产品质量符合需求,消费者购买使用、生产者实现利润、国家收到税费,企业投入新一轮的生产,四个环节才能得以完成。这一点的重要性,往往为研究者们所忽视。从社会发展来看,产品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和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工作密切相连的。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消费,都与各类产品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产品质量决定或影响着社会的科教文卫各方面的“质量和效益”。

    3. 产品质量是经济质量的具体体现。产品质量是通过品种品牌、可靠性耐用性、适应性符合性、档次等级等,帮助企业实现效益,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体现。比如,调整优化经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外贸出口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最终都是通过提升产品设计水平、性能、档次等来实现。现代高科技产业中,芯片、软件的质量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之一。

    4. 产品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品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工作的必需品,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人们的衣食住行、沟通交流、娱乐消费等,都与各类产品联系在一起的。质量好可以提高人们的办事效率和质量,可以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前三次科技革命,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带来的新产品,其质量提升是革命性的,改变了世界的秩序,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当前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正在通过产品质量的革命性升级而逐渐改变世界。

    5. 产品质量还有特殊的表征含义。产品质量能给“质量和效益”带来附加的“效益”。一是质量体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数量、品种、规格是其生产能力的具体体现。二是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产品的可靠性、尖端性、实用性等等,代表其国力、实力。三是它是一个民族素质的反映,产品中包括企业信誉、品牌魅力、先进理念等,表征了民族的价值追求。四是它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出口商品是他国消费者了解和认识出口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和载体。产品质量这些方面的表征含义,又增加了其在“质量和效益”中份量。

    6. 产品质量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产品质量是由用户选择、市场判定的。产品质量高,生产活动的效益就高。产品质量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本就高、效益就差,甚至进入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效益下滑、裁减员工、银行信贷不佳、经济运行质量下降等问题。有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还会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影响社会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质量工作,把提升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作为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基本途径,为经济升级提供支撑,为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动力。上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质量政策。60年代,日本提出“质量救国”战略。70年代,韩国实施“质量赶超”计划,正是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80年代,美国制定《提高质量促进法》并设了国家质量奖,都促进了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各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综合实力,更是靠质量;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打的也是质量战。实践证明,以质量进步为切入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

    三、提升产品质量是“三个转变”的核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途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符其实的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2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是产品大国,但还不是质量强国。面对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逐渐减弱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发展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增强后劲,要使我国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里把提高质量放在第一,凸现了提高质量对转型发展的重要。我们认为,提高产品质量,可以释放质量红利、提升质量竞争力、创造质量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三个转变”的核心要求。

    (一)挖掘“质量和效益”的潜力所在--提升质量水平、增加效益。尽管我国的产品质量合格率近年来大幅上升,但不合格率仍然比较高,带来的质量损失远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2012年的监督抽查合格率为90%左右,其中不合格率高于20%的品种占不合格总数的近1/5,涉及的不合格产品数量巨大。据专家估算,我国制造业的每年质量直接损失达1700多亿元,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直接损失达2000亿元,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对下游产业影响、市场份额损失、污染治理等间接损失超1万亿元。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潜在空间,大有可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质量和效益”是十分惊人的。

    (二)激发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产品创新、质量升级。经济专家们比较重视改革、市场、创新等传统活力。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推进“产品创新”,这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内需、外贸“三驾马车”,都可以靠产品创新来激发新活力,也可以说是产品创新决定企业命运。从促投资来看,应该鼓励发展优势企业、优质产品、优秀品牌,鼓励发展检验检测等高技术服务业,鼓励中小企业产品创新。比如,新能源汽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在符合先进标准的前提下,鼓励投资,引领产品创新。从促内需来看,要加大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力度,加大维护质量安全力度,积极营造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比如,从促出口来看,我国光伏电池出口遭遇国外反倾销“狙击”等事件频繁发生,应大力增强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产品档次、创新品种,开拓国外新能源消费市场。

    (三)增强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提升品种档次、创造质量红利。质量红利,是指利用产品的档次、品种、服务等,提高产品价格,创造出标准、技术、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利润。苹果手机以8.7%的市场占有率赢得了手机市场的70%的利润,得到的就是质量红利。前些年,我国的发展方式显得粗放,高投入、高能耗、低收益、低回报,体现在质量方面就是标准水平低、档次低,最终是收益低。国际标准化组织前任主席罗博·斯蒂尔说,“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一个好的标准化体系可以使一个国家的GDP增长1%,即使是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也同样需要努力通过标准化来促进GDP再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对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红利。通过加快采用国际标准、技术创新、品种创新等,可以促进企业存量盘活、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质量提升、效益提升的双重目标。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计算科技进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估算,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在30%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达60%以上。实际上,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材料和新组织,都与质量密切相关等。因此,质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都被包含在技术进步里了。

    (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以质取胜、和平占领市场。我国外贸发展更多的是靠“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其中出口商品中能源资源、日用消费品等产品占绝大多数,以中低档产品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知名品牌缺乏。近几年我国产品一直居欧美召回、通报、退货的首位。全球100个品牌中没有中国品牌,我国企业长期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货物90%是贴牌商品,利润率极低。因为档次低,前些年我国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没有品牌,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大约卖10美元,我国企业只挣35美分,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道没有中国品牌的影子;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2011年我国手机出口8.8亿部,利润只有1%。世界质量专家指出,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是和平占有市场的有力武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德国的整合,两个30%)。我国可以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知名品牌的产品和企业,促进外贸增长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五)化解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工作――维护质量安全、防范安全风险。国外有专家说,要防范中等收入时期社会出现动荡、政变、安全、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等剧变事件的发生,防止系统性风险。2008年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后,国外奶企品牌大举进入我市场,需要国家进一步振兴国内乳品行业、提升国内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就可以扩大数百亿的内需。质量安全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的一个因素,成为非传统安全的一种形态。浙江大学与宁波检验检疫局的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11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有7种与检验检疫非传统安全有关。消费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和国门安全,可以称为新形势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集合特征:不动用军事武力、带来普遍危害、具有跨国影响、行为体不对称、隐形潜伏性、危机爆发点不确定,需多行为体(国)共同应对、消除威胁手段复杂时间漫长等。它具有三个特征:1.安全无边界,如全球化使得国外安全与国内安全的边界退隐了,“非战争威胁”使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界线模糊了;2.安全无高低,指“低政治”与“高政治”界线的基本消解,发展问题成为安全问题的内容之一,甚至发展不当本身成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3.安全无独享,当国外安全、区域安全、全球安全与国内安全互为一体。质检方面涉及的非战争威胁有:贸易战、质量战、生化战含基因战、细菌战、物种战)、信息战、资源战等等。2001年美国炭疽袭击事件,虽然只有22例患者、5例死亡,但仅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就达3万多人,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计;2006年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因进口580吨有毒工业垃圾释放有毒气体,造成7人死亡,3.6万人出现不良症状,引发国内严重骚乱,其过渡政府集体辞职。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强质量与安全风险的防控,防止发生系统性、行业性和区域性的质量和安全事件。

    (六)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努力方向--产品质量升级、产业质量升级。产品质量升级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有效方式。产品质量的提高,可以全面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宏观层次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社会经济转型;在微观层次上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实现产品升级,推进产业升级。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拒绝了以利润和关税等短期竞争为目的的策略,注重发展产品质量竞争力强的行业,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成为美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一些产品产业,像钢材、有色金属、石油以及石油炼制品和化肥、农药、有机原料、橡胶制品等化工行业的主要产品,其实物质量已与国际水平接轨。但更多的产品产业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需要加大质量提升力度,全面推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金融危机以来,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美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培养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制高点。(对电子商务的冷思考)。美国于2013年1月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初步设计》,提出构建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计划在制造工艺、先进材料及其加工工艺、高效能技术及其平台以及具体应用等优先领域建设15个制造创新研究所(IMI)。我国也提出了 “制造强国”这一战略目标,其中提出“质量先行”,为把我国打造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描绘出清晰的路线图。

    (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质量文化――质量强国、美好生活。 “中国梦”由“航天梦”、“教育梦”、“强军梦”、“文化强国梦”等构成,“质量强国梦”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梦是理想,也是文化。要发挥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精华。日本质量文化重创新、应用――日本科学上没有太多的先进成果,但技术上、产品上的创新很多;德国质量文化重严谨、严格,重规范,重团队精神;韩国质量文化重民族性,韩国大街上很少有外国车。近年来国人到国外所大量购物,质量考虑是首要因素,有统计说国人到日本的每年购物3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提升中国质量的诚信度、满意度、获得感,把外溢的消费拉回来。通过质量文化建设,可以改变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落后理念,弘扬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以质取胜等理念,促进质量升级,让中国的质量为拉动内需、创造内需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央企是中国质量的脊梁,必须为中国质量走向世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央企是共和国的长子,是我国经济的脊梁,也是中国质量的脊梁。早在六十年代,央企就创造出“两参一改三结合”质量管理模式,并传入日本,引发了日本的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发展的三大战略。伴随着这三个战略,中国核电、高速铁路、成套设备、港口建设等中国制造不断走出国门,把中国标准、中国质量的“好故事”不断地讲给世界听,让世界感受中国的“质量文化”。

    2015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指出,要把装备制造业作为重要产业,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和信誉。质量强企是质量强国的基础,建设质量强国必须从质量强企做起。央企必须在质量意识、质量管理方面创新发展,在全社会树立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良好形象。

    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提升质量,关键也在央企,在于发挥中央企业的质量引领示范作用。中央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保障质量安全、促进质量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多年来,中央企业在质量工作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兵器集团的不接受、不生产、不流转不合格品的“三不”质量目标管理,中国航空集团严格执行“挂账销号、问题归零”的产品质量监督制度,中粮集团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追溯系统质量管理理念等,是具有中国特色质量管理的宝贵财富。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央企业肯定是走在前列的,为全国企业做出表率和榜样。

    产品质量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高度重视的工作。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十三五期间”是这个跨越的关键。只有夯实产品质量基础、提升产品质量整体水平,才能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质量红利、质量动力、质量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早日走过这个陷阱风险时期、迈向质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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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唐淑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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