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凝练钟扬一生
金力
我是和钟扬共事了14年的同事和挚友。
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我和钟扬是两个著名的“胖子”，也是著名的工作“疯子”，平常都太忙了。以至于这两个多月来，我一直觉得他还没走。
倘若要让我用一个关键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我觉得应该是“追梦”二字。记得他曾说过：“我有许多梦想，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为了梦想，我独自远航。”我想，钟扬就是这样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1979年，15岁的他高一就实现了大学梦，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分配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年少有为，他二十几岁就成为了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他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2000年，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岗位，来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授。2003年开始，我和钟扬同在生命科学学院领导班子并肩作战了整整5年。
在他心中，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是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
来到复旦后，他和学院几位老师一起承担了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他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成了他心中又一个梦。
他曾得意地告诉我：这十几年他们已经收集了4千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我至今无法忘怀他当时兴奋的表情，他对我说，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除了科研上的长远眼光，钟扬选择来复旦，也源于他的教师情结。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学生会将梦想之路延续。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宝贵的种子，只要用心浇灌，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他培养了80多位研究生。他的生物信息学课，是生科院最受欢迎的课，我的学生都选了他的课。他始终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根据每位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他每次午饭会跟不同学生吃，他说这样才能跟学生有更多接触，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
他还有一个特点，那些基础较为薄弱、研究没有方向、甚至毕业出现问题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个个谈心，一个个指导。很神奇的是，最后这些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甚至有些学生非常优秀地毕业，这是他的能力。
就像大家都知道，他还尝试为上海引种“海岸卫士”——红树林。他知道这些种下的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自己肯定不能看到这一幕，但他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他真心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所以大家问我眼里的钟扬是什么样的，我说，他就像一个战士，冲锋在最前线，他一心只想着前方的高地，忘记了喘息，也忘记了自己……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
拉琼
今年9月25日，是一个让我、让许许多多藏大人刻骨铭心的日子——用生命支援西藏大学发展、全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钟扬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于我而言，钟老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原本我可以更好地和老师一起实现科研梦想了，而老师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初钟老师来西藏，是因为青藏高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资源，但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却没有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他认为这不应该，必须要填补这个空白。西藏需要科学家，更需要长期扎根的科学家。
熟悉钟老师的人知道，他生活极其简朴。他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9元。刚开始我还觉得，一个上海来的大教授，怎么如此小气。但后来我发现，他对藏大师生非常慷慨无私。例如，他想帮助藏大的学生开拓视野，私人出资发起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了80多个西藏大学学生赴上海学习。面对西藏大学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现象，他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补助2千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这些年，穿着旧牛仔裤、背着旧书包，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几十万。
钟老师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并不是说钟老师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差不多17种高原反应，钟老师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他还有高血压、痛风，16年的坚持，其毅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02年，钟老师帮助藏大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与钟老师之间的友谊。2004年，琼次仁老师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老师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琼次仁老师的话，体现了我们藏族人能够给予朋友最高的信任。钟老师就像那高原的神鹰，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这些年，钟老师带着我们采样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一往无前。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扎西次仁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老师带着我们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这一次，钟老师也带着我们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16年来，钟老师对西藏人才培养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了西藏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为西藏生态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钟老师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2015年中风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他终止援藏工作，不能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钟老师却再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申请书。
他曾说过，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生命力越顽强。他就像这青藏高原的藏波罗花，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放飞了我们的科研梦想，成为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楚永全
钟扬院长是2012年9月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职的，到不幸去世时正好五年。在我们同事心目中，他不仅是杰出的植物学家、贡献突出的援藏干部、爱生如子的人民教师、广受欢迎的科普大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研究生教育领导者、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为了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他上任不久就设立并在全校大力推广“集中授课式”课程项目。由本校教师牵头，请海内外名师共同授课，集中讲授各学科专业的前沿热点和新兴、跨学科方向的发展动态。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他连续实施“问题驱动型”中期质量检查。邀请校外的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来校与研究生做“一对一”面谈，了解学生个体的真实状态。专家反馈意见只讲问题，不讲成绩。这种请外校同行来“挑毛病”、“自揭家丑”的做法，显示出他极大的勇气。一个连续参加检查工作的专家谈到钟院长时说：“他敏锐坦诚，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自我剖析、自我改进，为了理想一直前行。”
在研究生院，钟院长总是把最大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了，去找他，他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想办法”；“你们放手去做，我来担这个责任”。国务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试点筹办学校第一个全英文博士项目时，由于政策衔接问题遇到很大阻力，向钟院长求助，他花了很多时间亲自协调解决。今年这个项目的第一批留学生已经毕业了，可是对那个在背后为他们付出大量心血的钟老师，同学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说一声感谢了。
钟院长去世后，有人说：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经常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脑出血住院时，轮班陪护的研究生在凌晨三点被他手机上的闹钟吵醒，第二天问他，才知道这是平常提醒他该上床休息的闹钟。他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物业师傅休息，我们就在办公楼里装了个门禁，只给他一个人办了门禁卡。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他才会经常这么晚离开，他办公室里的那盏灯总是在深夜还亮着。
我到研究生院和他共事，担任党支部书记，他非常支持党建工作，多次给我们讲党课。他是9月25日早上5点多在赶往机场的路上遇车祸去世的，就在几个小时前，晚上12点钟的时候，他还在和我们联系，约定26日下午给支部上党课，带大家一起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他和黄大年很熟悉，也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请他来讲。谁也没想到，这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约定。
他走后的这段日子，每天晚上我们离开办公楼的时候，仍会习惯性地抬头看他的那扇窗，房间里的灯再也没有亮过。不过，他已经在同事们的心中点燃了一盏灯，它永不熄灭，将一直引领我们前行。
在我心里，你永不远去
张晓艳
首先非常感谢市委，追授钟扬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也非常感谢复旦大学，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学校就持续给了我们很多关心。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给了我们真诚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借这个机会，我要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
这两个多月来，所有的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会说，张老师，你必须坚强。是的，我必须坚强，而且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强。
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在去银川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他很快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然后在QQ空间悄悄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我想，钟扬离开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儿子在网上发的话所说的，“爸爸，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和钟扬1984年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钟扬是学无线电专业的，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来和大家分享。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很少，但是钟扬从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都会带一些彩电、冰箱，而钟扬把我们攒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捐给了单位。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复旦大学的陈家宽教授找到了他，希望请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当时钟扬虽然刚刚30出头，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了，当时的前景也是看得见的。但他一直有一个教师梦。他经常开玩笑说，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因为他妈妈在生他的前一个小时，还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那天晚上他回家后很激动，觉得自己的这个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陈家宽老师的邀请。
到上海后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迎来了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关于孩子的培养，我们曾有一个约定。钟扬说：我确实不是很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以前，你就多管一点；15岁以后交给我来管。
后来钟扬又成了援藏干部，孩子照顾得就更少了。我当时宽慰自己：等他三年援藏期结束，也就回来了，情况会越来越好的。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结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2015年，他有过一次脑溢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钟扬刚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那里连硕士点都没有，他对我说，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牺牲的。对孩子的培养和付出，钟扬虽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逃避父亲的责任，而是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那也是他的责任，更大的责任。
今年9月9日，是孩子们15岁生日，因为下午西藏大学的同事过来开会，他给在山东的小毛订了蛋糕，然后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过了个生日。他非常高兴地说起，西藏大学生态学科上了“双一流”，这是个很大荣誉，是西藏的第一个，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开创性的工作，真的像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最后长成了伟岸的男子汉，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西藏工作16年，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
在钟扬走后，我在家整理旧照片才发现，我们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已经是12年前了。最近几年也有过一些全家一起拍照的机会，但是几乎每一次钟扬都因为工作又临时缺席了。
虽然钟扬陪伴我们的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始终是紧靠在一起的。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他也会在孩子很多关键的问题上进行引导。出意外的前两天，他还在微信里指导大毛科创活动的申请书。而那也是他发给儿子的最后一条信息……
回首33年，从与他相识、相爱，直到今天，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直到我们在这里缅怀钟扬，我依然感到，他并没有远去。钟扬还在的时候，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是啊，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我们家人商量，准备把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我想，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扎根大地的初心力量
颜维琦
在我11年的记者生涯里，采访过的人有很多，但让我忍不住一次次回头看的，并不多。而钟扬，就是那个让我采访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人。
我是2015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钟扬，在复旦大学8号楼，研究生院的院长办公室。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午后时分。从攀上海拔6000多米的雪原采集种子，到十多年坚守开垦西藏的高原生态学科，从学术援藏如何常态长效，到怎样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次采访机会是从死神手里抢来的。就在三个月前，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可在医院才住了13天，他就迫不及待溜回了学校。
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要不然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那里。”
走进高原，钟扬为祖国采集珍贵的种子，还为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在他的推动下，西藏大学的高原生态学科已经建起了一支站在世界前列的科研队伍。
记得采访时，他翻出新写的文章对我说，“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他还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成事情。”
在那年突发脑溢血苏醒后，他第一时间口述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信中写道：“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一位院士在追思钟扬时说：“他所做的工作不是去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是沉下心来把在上海、在复旦的科研和学识输送到民族边远地区，深深扎根，矢志不渝。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
一位只听过钟扬一堂课的学生说，钟老师的课终生不忘。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对于学生而言，这种思想的启发，是一生莫大的财富。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还发现，在上海，有很多中小学生认识钟扬。他是最受欢迎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甚至客串讲解员，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走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亲自修改、反复斟酌。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
从第一次采访钟扬，到几次撰写报道介绍钟扬，一次次听他的同事、友人、学生讲述钟扬，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钟扬一生的故事，就是种子的故事。钟扬虽然走了，但我相信，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滋养大地，将伴着我们，一路追梦，一路前行，一路奋进！
（记者 彭德倩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