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4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最新论述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我们的“四个自信”。
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关于政党及其活动规范的总称，其内涵包括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国家权力的关系，政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政党自身的运转方式和模式，政党在行使国家政权、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还包括各个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时逐渐形成的一种权力、地位划分的类型和模式。
政党制度是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环境或条件下产生的，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政治制度就是关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及有关国家政治活动体制、机制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它主要包括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政党与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决策过程等政治行为规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因为政党是国家政治行为的主体，在国家政治活动和政治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关键成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具体制度。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286—287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独特的国情条件下、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三个新”来描述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三个新”实际上也充分彰显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历史上是先有政党然后才有政党制度。政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党，到1830年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自由党和保守党，1920年代自由党内部分裂，后来英国工党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1770年代美国独立后在美国议会中出现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大政治派别，到1860年代演变成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资产阶级政党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取得国家统治权和建立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条件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05年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中国出现了两三百个政党，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亿万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已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4月27日，毛泽东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去信，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4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毛泽东在审阅这二十三条口号时，将第五条改写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83—284页）“五一”口号的提出，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为了促进召开新政协主张的实现，毛泽东于5月1日又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0页）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政党制度的设计和发展，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都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92—293页）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所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要求，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国内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运作中，也体现在国际上政党合作和国际交往中。新型政党关系是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说，“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各个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建立新型政党制度时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286页）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我们的制度有欠缺，要把外国的制度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总书记提出的不“输入”也不“输出”模式的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政党交往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世界政党关系理论作出了新贡献，为政党政治学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制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的认识深化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一理论，在国内政党活动和处理世界政党关系的实践中贯彻落实这一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政党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