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府右街附近坐落着一条叫草岚子的胡同，在春日艳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静谧。可是8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这里的草岚子监狱曾关押了陈原道、安子文、杨献珍等两批中共河北省委干部，上百名党员。5年中他们在监狱中坚持学习、斗争，谱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共产党人正气歌。
七天七夜的绝食
而在此时，党支部得到一个严峻的消息。据军法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看守透漏：“南京那边的回答很坚决，‘只要不是打死的，算不了什么，拉出去埋掉就完了。’”
“这里有共产党的支部，有带头闹事的，你知道吗？”除夕夜，草岚子监狱的办公楼上，国民党军法处的长官非常生气地问着。
栾管理员晃动着肥胖的身躯，低头一边装作认真思考，一边在脑中迅速地转着：有没有共产党支部不清楚，但是有带头的是肯定的。殷鉴不用说了，是共产党，这是早就招供了的。那姓杨的、姓刘的、姓张的、姓徐的，哪一个不是他们一个眼色，下边就一个动作。但是这是绝对不能说的，一个是这些人平时对自己够意思，没少帮衬；另一个，一旦透露一点信息，上边一定会刨根问底，弄不好自己的饭碗都得砸了。于是，栾管理员硬着头皮，很肯定地说：“没有，这个真没听说过。”
“没有？！你在这工作几年了？”军法处的头头恼羞成怒，把桌子拍得啪啪响：“这次绝食闹得这么凶，这么齐心，有纲有领，有进有退，你还敢说没有带头的？一群饭桶！”
栾管理员吓得一声不敢吭。
“给我查！一定要查清楚！”
1934年冬天的一阵暴风雪之后，草岚子监狱好像陷进了一个巨大的冰窟。监狱的头头们本来就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此时更是在精神上、生活上加紧了虐待：殷鉴的腿被摔断了；孔样帧的胳膊溃烂了；乔国祯、赵镈浑身关节疼得钻心，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刘澜涛得了夜盲症；化名万曲非的魏文伯得了肺病，直咯血；冯基平的心绞痛疼得直冒冷汗，过速的心跳声，连坐在对面的难友都听得到……可是根本得不到医治。如果任由这样下去，不用判刑，政治犯早晚被折磨死。为了争取一点学习、生活条件，经过长期慎重地酝酿，12月中旬，狱中党支部建立了绝食斗争指挥部，正式下达了绝食动员令。提出三条要求：1.全体下镣；2.自由阅读公开书报；3.增加火炉。绝食是向死而生，一旦开始就没有了退路，否则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难。
按指挥部的部署，监房里喊痛叫冷的呻吟声增多了；要求到医务室看病的也多了。监狱管理员姓栾，为了安全起见，大家戏称他为Blue。Blue下来巡视时，刘锡五叫住他：“管理员，我的腿疼得不行了，我要求下镣！”
“你带着小镣，还要求下镣，别人带着二号镣怎么办？不识好歹。”
“我们要求全体下镣！”同监号的难友声援。
Blue厌烦地哼了两声，“你也跟着起哄，想换大镣吗？”
“要求全体下镣怎么是起哄？”对面监号有人在喊，号筒里不断传来呻吟声。
“管理员，铁镣把我们摧残得太惨了！现在多少人躺倒不能走。”刘锡五接着说，“我们是政治犯，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我们要求全体下镣是合理合法的。”
“全体下镣，我做不了主。”
“你做不了主，那请你上报吧！”
“上报也是白搭！”Blue扭头走了，他走过的监号大家都在要求下镣、看公开书报、增加火炉。
Blue看事情越来越大，怕担负责任，只好上报。上面当然不会准。绝食斗争造势成功：是监狱当局逼迫我们走上绝路，应由监狱当局负责。下一步就是掌握时机，宣布绝食。
接见日，大家纷纷向亲人讲戴镣的痛苦，没有书报读，没有火炉、冷得受不了……同时，党支部秘密向市委写了报告，得到同意后，拟出新闻稿，交牛保正偷偷送出去。见时机已经成熟，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由徐子文吹响了绝食的号角。
斗争开始后，大家纷纷找看守要信纸写好绝命书，然后在枕下藏好事先准备好的食盐包（吸取第二监狱斗争的经验，喝盐水能保持体力），开始静卧。
傍晚，监狱就叫看守给南北号筒各增加了一个大火炉，过道中间的小火炉也换成了大的。监狱里不那么冷了。初步的胜利，使大家受到鼓舞。但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第一天、第二天，监狱做好了饭菜送到监房，看守们端着一碗碗喷香的饭菜到各监号门洞口劝说:“这是特地给你们做的饭菜，吃吧！”没有人搭理。放风时，去厕所的人少了。
第三天是关键，身体好一点的，也有些软弱无力了。最难受的是肠胃一阵阵抽搐发疼，嘴干唇裂，“饥火中烧”。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大家不再出去小便，只在炕前地上放个洗脸盆，监号里开始熏臭难闻。
中午，看守把难友们拒食的馒头拿到炉火上烤，顿时馒头的香气飘到各个监号，刺激着大家的嗅觉和食欲。一个看守走进冯玉书的监号，把蛋糕放在他嘴边劝诱：“多香呀，吃点吧！”“滚开！”冯玉书一声怒喝。
坚持不住时，大家就互相鼓励，小个子的张友清给大家讲自己的经历，讲《红楼梦》，但他自己却在绝食的第四天饿昏了过去。一向身体强壮的刘锡五起身想拿茶缸喝两口盐水，一阵头晕，好在旁边的李烈非扶了一下才没摔倒。这也让大家开始担心起重病号们，其实一开始，考虑到患病难友的身体状况，支部是不同意他们参加斗争的，像冯玉书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血管漏血病，还有胃病，绝食太耗体力了，但是那些难友坚决跟大家一起战斗。
晚上，墙上的信号敲响了，一个纸卷从墙上角灯孔里传到个各监号，罗霖祥吃力地扶着炕沿下地捡起纸卷，在墙上敲了几下，回了信号。刘昭马上挣扎着爬起来到门洞边放哨，罗霖祥打开纸卷，是一张小报和党支部的通知：“指挥部通知：1.我们的绝食消息，《东方日报》已经登出；2.……”罗霖祥念完又展开报纸继续读。读完重新卷好，走到南墙敲了几下，听到信号，把纸卷从角灯孔扔了过去，大家重新爬上炕躺好。知道绝食的消息被登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虽然只是一家小报。
第四天以后，已经不感到怎么饿了，但大家的身体明显地瘦了，肚子凹下去了，胸腹部压得慌，全身虚弱不堪。脚上的铁镣显得更加沉重、咬腿，恨不得马上把它卸下来。
训育员过来威胁：“你们想在报上登出消息，让记者来采访，帮你们说话，那是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们，《东方日报》已经被查封了，其他报纸谁还敢登？火炉已经给你们加了，还不知足？上边明白交代了：全体下镣不可能，看书报可以谈，但要马上复食。不然饿死一个埋一个，饿死两个埋一双！”
“你们都绝食四天了，再下去会白送命的。”Blue也在旁边帮忙劝说，“你们都年轻，再慎重考虑考虑吧。”
“我们既然绝食就不怕死，全体下镣办不到，就没什么可谈的。”
第五天，军法处来了个副处长，殷鉴等几人被背上去谈判，没有结果，但说明军法处开始着急了。
第六天，整个监房已臭气难闻，看守进来都要戴上口罩。一个老看守打开李楚离、徐子荣、胡敬一的六号牢房，看着这群有知识的年轻人垂危的样子，禁不住偷偷落泪。
而在此时，党支部得到一个严峻的消息。据军法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看守透漏：“南京那边的回答很坚决，‘只要不是打死的，算不了什么，拉出去埋掉就完了。’”
第七天，更多的难友陷入昏迷，重病号已经不保旦夕，监狱里呻吟声都没有了。除了看守偶尔过来添点煤，整个监房沉寂得像个坟墓。死亡威胁着每个人。
下午，大家正昏昏沉沉的，“殷鉴，叫你上去谈判！”接着一阵开牢门声，看守过来扶着殷鉴出去了。军法处撑不住了！又过了一会儿，“每个监号派一个代表出来！去参加谈判！”
大家的心悬了起来。
军法处彻底摊牌了：“三个要求，火炉已经增加；公开看书报复食后可以谈；全体下镣绝对办不到，但重病号可以，一般政治犯可以换小镣。前提是立即复食。”
支委分析了各种利弊后决定：“绝食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可以复食。复食可以保存实力，准备继续战斗，不怕监狱不履行条件。”
冬天的太阳光从西墙的铁窗口照进监号，虽然是太阳的余晖，但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让大家感觉到了一丝温暖，却让军法处的头头们年都没过好，也因此招来了“夜猫子”。
“夜猫子”进宅
Blue把殷鉴叫去，神情紧张地说：“吴法官把你们12人判了死刑，由宪兵三团直接呈报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了，等批文一到就要执行。”
1935年春，北平的天空依旧肆虐着西北风，下午时分，狭窄黑暗的监号过道里突然传来栾管理员的喊号声：“112号，进北监3房；113号，进南监5号。”
一个小个子男人慢慢踱进了胡锡奎的监号，看走路的姿势应该是受过重刑了。“牛班长，你把登记着每个犯人姓名、判刑年限的纸条贴在每个监号的门上！”监号外继续传来Blue的命令声。
放风时，支部的人有的跺脚，有的故意来回走动，把脚镣弄得哗哗响。巡视的看守嫌吵，早就远远地躲开了。
“新来的接触后觉得怎么样？”殷鉴一边装作散步一边问。
“看上去挺沉稳，说是中央特派员，说的也都是我们以前的事。我们的同志私下跟他透漏了一些党支部的情况，想发展一下。”
“最近风头有点不大对劲儿，绝食斗争争取来的条件都没了，这个人还得继续观察！”殷鉴打断了胡锡奎。
“确实有个小细节挺可疑。”
殷鉴示意他继续说，“他把苏联派给蒋介石当顾问的加仑将军说成了苏家伦。”
殷鉴低头想了想，“想办法多试探试探，别轻易透漏太多。”
一天早上，“新难友”正坐在铁窗前的铺盖卷上凝神窥望后院北监放风的政治犯，一旁的马玉堂突然喊了声：“蒋委员长！”就见“新难友”猛然站起，脚上铁镣碰的当啷一响，两脚跟并齐，挺胸收腹，两眼瞪圆平视，身体笔直地来了个立正。
“你这位共产党特派员，对蒋介石倒是毕恭毕敬呀！”马玉堂戏谑着“新难友”。
晚上，东边屋子放哨的同志突然看到有个人影快速地从办公室下来，溜进了监号楼，赶紧发出警报。大家停止学习讨论，有的装睡觉，有的闭目养神，但奇怪的是大家等了很久，也没见有人进监号巡视，只是隐约感觉有双眼睛不时地往监号里望，有人在监号外监听。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墙上才再次传来放哨同志警报解除的信号，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大家给这个人起了个外号“夜猫子”。
“夜猫子”名叫吴振廷，是个叛徒，任过河北省团委书记，现在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的团副。很多老难友都认识他。绝食斗争后，政训处认为军法处对政治犯管理不力，监狱里一定有共产党支部，有带头的，必须抓住证据，拉一个黑名单判处死刑。于是专门请宪兵三团派干员过来进行侦查、审讯，准备定罪开刀。
“周斌，你的药到了。”看守班长牛保正又来给周斌送药了。
周斌因为在被捕审讯中受尽各种酷刑，肺气管破裂，经常大口大口吐血，在监狱里得不到救治，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次都被送到停尸房了，幸好徐子文在整理他身上的衣服时，发现还有轻微的心跳，赶紧找来医生才保住了性命。
“徐子文，你过来，我告诉你他的药怎么服送。”牛保正蹲在周斌的旁边，一边指着药一边压低了声音对徐子文说：“新来的法官天天都在侦察你们的活动，看你们的档案。那两个新来的政治犯也是他带来的，他们是专门来整你们的。”说完，又放高了调门：“听明白了吗？可得记牢了，要不就真没命了。”
放风时，党支部成员躲到茅厕里互换了信息，指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停止一切学习、讨论，文件、书籍的传递也要停止。
通过一系列公开的和暗中的侦查，对狱中党支部有所了解的“夜猫子”布置了一幕审讯。
审讯室的窗户用黑布遮挡，屋子里点着蜡烛，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像和国民党党旗，贴着反共启事。“夜猫子”坐在屋子中间的条桌后面，两旁站着几个带枪的便衣。殷鉴被带了进来，“殷兄，久违了。”“夜猫子”从桌后站起来一阵寒暄。殷鉴走过去不客气地坐下。
“那咱们就直说吧，”“夜猫子”坐下来摆开了长聊的架势，“你们几十个人，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组织犯人抵制反省，对抗审查，还搞绝食闹监，拒不悔过自新，问题很严重。”
“你了解的比我还清楚，既然你都查清了，也没必要审我了。”殷鉴不动声色。“夜猫子”知道跟共产党打交道急不得，于是又慢慢坐回去，“政府对共产党的反省政策够宽大了，你们已经过三次审查，再顽固抗拒反省，后果不用说你也知道。现在共产党已经失败。你是一个人才，国家需要你，只要你在反省书上签个字，承认以后不再参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兄弟就能保证你前途无量。”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别再费劲了。”
6月下旬的一天，两个新来的特务被调走了，“夜猫子”亲自指挥监房进行大调号。12名难友被调到南监两个大监号里换了重镣集中关押，完全同大家隔离了。
过了几天，趁着“夜猫子”不在，Blue把殷鉴叫去，神情紧张地说：“吴法官把你们12人判了死刑，由宪兵三团直接呈报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了，等批文一到就要执行。”
知道消息后，12名难友抓紧时间把自己牺牲后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和狱中斗争的方针做了妥善安排。
一天，Blue急匆匆跑来！“我是来告诉你们好消息的，那个吴法官昨晚很仓促地走了，连何应钦和政训处的人都走了。昨天何应钦同日本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华北特殊化，南京国民党势力立即全部撤出华北，他们连夜都走了，管不着你们了。”
靠拢的死神悄然遁去了，12名被判处死刑的难友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监号开始了紧张地学习。
狱中党校
等确定三个人都把内容记住了、理解了，罗霖祥轻轻地捶了捶隔壁监号的墙，很快从隔壁传回了回应声。于是罗霖祥把学习材料卷成书卷，从墙角上一灯照两个监号的角灯孔扔了过去，给邻号的同志去学习了。
昏暗的病号房内，杨仲仁扶着郝清玉吃了药后，给他掖好被子。看了看监号外，怕被病毒传染的看守早就躲开了。
“帮我看着点。”
“嗯！”郝清玉点点头。
杨仲仁迅速从床下破褥子底下拿出两张裹药的纸展平了放在床边。撬开墙角的一块砖，从下面抠出一本英文版的马列书籍和一小节铅笔，跪趴在床边，翻到上次的页码，急速地在裹药纸上写着。偶尔抬头快速扫一眼门外，凝眉听听动静，再低下头继续奋笔疾书。杨仲仁正在翻译的是狱中难友的学习材料。
在草岚子监狱漫长的艰难岁月中，为了坚定大家的信念，党支部带领大家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理论，愣是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了“红色党校”。
要学习，教材怎么来？
一次，监狱看守班长牛保正收到老家的一封信，说老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他十分焦急，又不愿让其他看守知道自己家中窘迫的境况。他看杨仲仁像个文化人，就请他代笔。写信的过程中在杨仲仁这个“囚犯”面前，牛保正毫不掩饰因老母亲贫病交加自己却不能尽孝的愧疚，涕泗横流。
随后，每当牛保正值勤时，杨仲仁便主动跟他搭话，一面热诚友善地安慰他，一面偷偷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塞到牛保正手里，嘱咐他寄给老母亲。两人越来越熟后，一次杨仲仁向牛保正抱怨：“兄弟是个读书人，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读读报，但进来已几个月了，既看不到书，又看不着报，心里实在憋闷得慌。”
牛保正看看周围没别人，就小声说：“我去给你买一本吧，但你千万别走漏风声。”
从此，一条输送书籍的“管道”，在杨仲仁的努力下顺利地开通了，并且从未发生任何纰漏。用类似的办法，党支部也做通了其他一些看守的工作。这样一来，同志们需要的报纸、刊物以及理论书籍就被偷偷地运入狱中。
一天放风回来，小组长罗霖祥回到监号后，趁着看守不注意，兴奋地取出带回来的学习材料，这些材料因为每个监号的同志都要轮着学，时间很紧，只能在一处留半天或一个晚上，学完了要马上送走。同一个监号的冯玉书和刘昭看到后，立马一个快速站到窗前（监视前院办公楼），一个站到了炕前门洞口（监视看守），确定没有看守注意后，按照老规矩，罗霖祥开始小声地通读材料，冯玉书和刘昭则一边瞪圆了眼睛放哨，一边认真地默记。一遍读完后，不用打招呼，冯玉书过去接过材料开始分段慢读，罗霖祥则站到冯玉书原来的位置一边放哨，一边学习。第三遍换刘昭来读。三遍读完后，他们开始就互相提问并小声地展开讨论。等确定三个人都把内容记住了、理解了，罗霖祥轻轻地捶了捶隔壁监号的墙，很快从隔壁传回了回应声。于是罗霖祥把学习材料卷成书卷，从墙角上一灯照两个监号的角灯孔扔了过去……
除了白天学习，夜晚九时熄灯以前，大家还要进行小组讨论。一次，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一名看守突然从办公楼下来检查。监号东边屋子放哨的同志远远地就从铁窗口看到看守从办公楼下来了，赶紧向西边站岗的人伸出一个拳头，表示有敌情，于是大家赶紧把书报或写的东西藏起来，停止一切讨论，并向隔壁牢房的墙上敲两下，然后隔壁的人依次把这个报警信号传到下一个牢房。检查的看守过来后，晃悠了一圈，什么也没查到，又回去了。东边站岗的同志五指张开悄悄伸出去，表示警报解除，西边站岗的同志看到信号，向隔壁墙上敲一下，大家依次把解除信号传到各个牢房，讨论重新开始。
秘密运进来的书籍和资料由杨仲仁在病号房铺了砖的地上，扒起两块砖，挖个坑把书藏在里面，上面再照原样盖上砖。放风时间，监狱看守怕政治犯串联，规定南北监分开放风，党团员们就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传递学习材料。第一批放风的人蹲在厕所里不走，等第二批放风的人进厕所时，互换教材。有时，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从早已秘密拆松的后窗铁丝网角边传递。为了防止被看守们察觉，大家传读完的材料交回杨仲仁，他用水搓洗烂，倒在马桶里，第二天去厕所时，提着马桶倒到茅坑里。
狱中党校培养了一大批国民党眼中的“死顽固”。
1933年8月的早上六点，太阳斑驳地从东墙的小铁窗照进来，给这个五尺宽、一丈来长的独居二号监狱带来了些许光亮。
原本就瘦得皮包骨的郝清玉，静静地躺在铺着破褥子的板床上睡着了，此时的他头发、胡茬很长，几个月的监狱折磨已经使他变得连狱友都快不认识了。
“你签个字，马上就能好，”随着一阵脚步声，监狱训育员带着一名看守走了进来，对躺着的郝清玉说：“你病成这样了，不出去治病就真的完了，只要你在这张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立马就能出去，我们还可以送你去德国医院治病。你起不来，我可以帮你在手上涂上墨。”
郝清玉闭着眼没有说话。“哼！死顽固！那你就死在里面吧！”
那天深夜，格外闷热，伴随着难友们严重关节炎惨不忍闻地痛苦呻吟声，突然，号筒里传来了一声哀痛的叫喊：“郝清玉不行了！”瞬间，整个监狱响起了稀里哗啦的脚镣声，很快又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在全体难友的强烈要求下，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依次走进独居二号，向着郝清玉的遗体告别。大家忍着病痛，使劲地把铁镣敲击得更响，那是一曲悲壮的哀乐，更是一种愤怒的抗议。
“刘锡五，你的烧鸡！”看守在监号外喊着，刘锡五接过烧鸡，转身高兴地蹦了起来，“难友们，放心出狱吧！”烧鸡是党组织发出的暗号。随着日军侵华的进一步深入，从1936年9月开始，52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先后分九批走出草岚子监狱，奔向抗战前线。几年的监狱学习、斗争历练出了14位中共七大代表，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几十位部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