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书影。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76弄34号（原享昌里418号）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是一幢新式里弄住宅，占地面积75平方米，建筑面积224平方米，如今已成为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停刊。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决定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郑超麟从事编辑部的具体工作。中共中央委员都有参加编辑和投稿的义务。
当时，《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所在地不仅仅是党中央党刊编辑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亦在此处办公，这里还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活动场所。《布尔塞维克》从1927年10月24日创刊至1932年7月停刊，共编辑出版了5卷52期，其中，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编辑部在此处办公，编辑出版了31期，占全部期刊的三分之二。
上海当时处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下，《布尔塞维克》一直秘密出版发行。原定为周刊，后因种种原因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和双月刊。1928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时出版，中间曾有几次休刊，最长一次达8个月。为避免特务密探的迫害与检查，从1929年1月第二卷第三期开始，不再用“布尔塞维克”的字样，封面上曾先后印着《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虹》等刊头；借用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名称出版印行；还曾以顾康伯、钱玄同等知名学者之名为编著者。
《布尔塞维克》创刊之际，正值宁汉之争、军阀混战之期，而每次混战双方都争着宣布对方是反革命，自己是“为了革命，为了工农”。瞿秋白为《布尔塞维克》创刊号撰写的社论《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和论文《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军阀战争的实质，明确指出所谓国民党是纯军阀的别名，国民党旗帜下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都是“一样的卖国”“一样的屠杀压迫工农”，他们之间进行的战争，无论哪一方取胜，其结果只能是“大多数民众愈加要受压迫，兵士群众枉然的做炮灰……都只是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
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则实行极端残忍的屠杀政策。对此，《布尔塞维克》发表了《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从吴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纪念》等系列文章，愤怒声讨蒋介石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罪行，揭露国民党依靠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一贯伎俩。此外，《布尔塞维克》还专门开辟了“我们的死者”专栏，对革命烈士表示深切哀悼，介绍烈士英雄业绩，教育鼓舞后人，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了掌握军队，实行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性，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此，各地党组织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省，领导上百次工农武装暴动，开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局面，《布尔塞维克》及时报道工农武装暴动经过，以及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发表研究斗争策略的文章。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及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布尔塞维克》也予以充分肯定。在第1卷第25期的《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中，赞扬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同时还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力量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称颂井冈山会师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使革命“势力所及之地”“敌人都不敢正视”。文章还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法，称赞井冈山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因而有些农民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艰难环境下，《布尔塞维克》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议、指示，所刊内容涉及广泛，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策略，宣传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理论，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还保存了党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党领导人民在实际斗争中的革命事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作者：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