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倒马关，首战告捷
“七七事变”后，国共联合抗日。1937年8月，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刘云彪任团长，肖锋任政委，下设3个连。8月22日，部队召开誓师大会，600多名骑士荷枪骑马排成方阵，作为抗日先遣队从陕甘宁边区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经新绛、侯马、太原、原平进驻五台山下的苏子坡待命。途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骑兵团改为骑兵营，人马不变。
这时，日军已分三路南下，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一一五师首长指示骑兵营于9月23日占领涞源，向紫荆关方向查明敌情，配合师独立团在涞源、灵丘、广灵之间牵制敌人，掩护师主力在平型关展开，阻击企图进犯太原的日军坂垣师团，保障其右翼安全。部队接受任务后，离开苏子坡，于9月20日到河北阜平县城，22日到达唐县上苇子村、下苇子村。这里山高林密，好隐蔽，部队在此休息，补充粮草。
上、下苇子村前面30里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倒马关。倒马关位于太行山中段、唐河上游的一个转角处，与居庸关、紫荆关并称明长城“内三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倒马关离涞源100多里，是西通平型关的要道。
23日早晨，骑兵营从上、下苇子村出发，计划当天赶到涞源城。行军部署是：二连为前卫，一、三连在后。部队进倒马关城时，突然发现城头碉堡上有敌人。二连连长范昌标命大家迅速下马抢占东端的碉堡，并报告营长刘云彪。刘云彪将情况向师部报告。
这位范昌标连长早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位传奇英雄。他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长征期间，参加先头侦察部队，突破乌江时，潜水对岸，拔掉敌地堡，击毙敌营长，为大部队过江扫清了障碍；强渡大渡河时，他编在第二梯队，奋勇向前；他三过草地，护送毛主席，接应朱总司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骑兵团一连连长的他，受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委托，率领一连带着毛主席给朱德、贺龙的亲笔信和食品、衣物，到甘肃静宁、会宁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
这时，日军已占领涞源县城、插箭岭，正向倒马关进犯，企图配合雁北之敌进攻太原，同时继续南犯。师部命令骑兵营扼守倒马关，打退南犯之敌，配合平型关战役。范昌标把抢夺碉堡的任务交给一排。排长刘崇志高喊：“同志们，消灭日本鬼子的时候到了，冲啊！”战士们个个如猛虎出山，迅速抢占了中间碉堡。日军非常傲慢，打着膏药旗，端着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哇啦哇啦直叫，气焰十分嚣张。范昌标命令各排、各班沉住气，等敌人接近再狠狠地打。侦察班长刘云赐机智勇敢，选好地形，做好隐蔽，打倒一个日军指挥官，接着一阵射击又打倒了几个鬼子。敌人缩了回去。
经过数小时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二连副连长李盛才带一个排从关东迂回过去，占领唐河北岸的山坡高地，从后面包抄敌人。在攻占西端碉堡时，刘崇志冲在最前面，被敌人机枪击中，光荣牺牲。战士们打红了眼，决心为排长报仇，勇敢冲上碉堡。
天黑时分，刘云彪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总攻击。敌人见八路军来势凶猛，有被南北夹击的危险，就放弃了南犯企图，向插箭岭逃窜。这一仗共打死二三十个敌人，我方伤6人，亡4人。
倒马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师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打乱了日军南犯计划，保障了平型关我军主力的右翼安全，拉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
纵横驰骋，威震敌胆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退回涞源、灵丘、大同一线。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南下，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及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约2600余人，以五台山和阜平为中心开辟根据地。骑兵营向冀西挺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从1937年10月18日到11月11日，接连收复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满城4座县城，占领冀西大片地区，为开辟晋察冀边区北岳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骑兵营归晋察冀军区指挥，主要任务是向保定积极活动，深入到平汉路以东打游击，破坏铁路，打击敌伪势力，联络各地义勇军，牵制敌人，制止敌人南进。骑兵营先后袭击了保定、于家庄、方顺桥、望都车站。
袭击保定时，营长刘云彪说：“保定是伪省政府所在地，西关车站是日军南进的一个重要运输站，我们利用夜间偷袭，既可扰乱敌人，又能牵制敌人行动。”部队兵分两路，三连长李湘率三连首先袭击保定西南的于家庄车站，引诱和麻痹保定之敌；参谋长李钟奇率领二连突袭保定西关；刘营长、肖锋政委率一连在保定西的七里店负责接应。11月13日午夜时分，三连悄悄干掉于家庄车站的哨兵，迅速攻入，消灭敌人，破坏铁路，收割电线。战斗打响后，保定的敌人开出几辆铁甲车增援于家庄。李钟奇立即率领二连攻入保定西关车站，向敌人猛烈开火。当增援之敌赶到于家庄时，三连已经撤出战斗。敌人胡乱开了一阵枪后，又慌忙往回跑。趁敌人还没有赶到时，二连已主动撤出西关，敌人两头跑两头挨打。后来，骑兵营又对保定西关进行了一次袭击。两次袭击狠狠打击了保定日寇，也点燃了保定人民的抗日烈火。
1938年5月至10月，为配合徐州战役及保卫武汉战役，营长刘云彪、政委蔡顺礼（肖锋1937年年底调离，蔡顺礼继任）率骑兵营主力越过平汉路，向津浦线出击。一、二连在保（定）高（阳）公路沿线的东石桥消灭日军一个骑兵大队，缴获一批军用物品，大洋马300多匹。老百姓称赞说：“老八路就是厉害！”
1938年10月，日军开始对晋察冀军区腹地进行“扫荡”，指挥部设在定县、曲阳之间的高门镇。一天，聂荣臻司令员急电骑兵营火速赶到高门，拔掉日军指挥部。骑兵营发挥“小机械化”优势，从河间奔驰300多里当天赶到。正在军区治疗肺结核的营长刘云彪不顾个人安危，赶到高门指挥战斗。部队经过侦察确定了战斗部署：一、二连担任主攻，三连向定县方向警戒，四连警戒曲阳方向。当天午夜，一连从东北，二连从西南接近目标，同时发起猛攻。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遍地，没死的慌忙抢上汽车向平汉线逃跑。这一仗使进攻山区的敌人一时失去指挥，有力地配合了军区反“扫荡”。
1940年初，骑兵营扩建为骑兵团，命名为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刘云彪任团长，蔡顺礼任政委，范昌标任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包镇任参谋长，下设4个营，共5000多人。
1940年8月20日夜，“百团大战”开始。骑兵团按照军区部署到大沙河以南的邢唐、灵寿、平山及平汉线与正太线相交的三角地区活动，破坏交通，袭击据点，掩护主力，配合正太战役。骑兵团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数十次破路战斗。
争取伪军反正起义
1938年初，聂荣臻司令员指示骑兵营，集中力量扫除根据地内的汉奸、地主武装，积极主动做好伪军工作，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副营长李钟奇带领骑兵营配属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委邓华指挥。驻守满城的伪军副指挥官叫王溥，他赞同我党的抗日主张。一天，李钟奇带部队靠近县城，借机与他接触。部队被守城伪军发现，李钟奇向城上喊话：“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专打日本鬼子。你们和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为鬼子卖命，我们是欢迎的。”城上鸦雀无声，无人开枪。一个伪军官站在城墙上朝下喊：“听你讲话是东北人吧？”李钟奇说：“是的，你也是东北人吗？”“是啊！我叫王溥，也是东北人，咱们谈谈好吗？”一听说是王溥，李钟奇答应他：“好啊！”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夜里3点在城南关见面。
李钟奇按时来到会面地点，王溥已在关口等候了。李钟奇说：“我们都是东北人，都是中国人，应该携起手来，打日本人，打回老家去。”王溥很激动：“我们伪军大都不愿当汉奸，但吃着这碗饭，没办法。”李钟奇说：“办法是有的，可以率部加入我们的队伍，也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给我们做内应。总之，只要抗日，我们就欢迎。”王溥连连点头。
后来，军区派敌工部长康少逸继续做工作，王溥与他的上司石某一起率部起义，伪军被改编为游击军，石某和王溥分别任正副司令。王溥抗日坚决，作战勇敢，最后牺牲在战场上。
不畏艰难，坚持斗争
“百团大战”后，日军发现八路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他们的主要威胁。于是，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长期“扫荡”。从此，“扫荡”和反“扫荡”成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也是从这时开始，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
1941年初，由于敌人并行推进据点和封锁沟，骑兵活动受到限制，加上马匹补充困难，骑兵团改编为一营步兵、一营骑兵和团直等3个单位。
1941年5月、7月、11月，日寇连续3次实施“强化治安”运动，妄图通过强化据点、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等手段封锁、“蚕食”我根据地。敌人还修建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各县城周围的壕沟，第二道是满、完、唐、曲公路线，第三道是平原与山区的结合部。
为了保卫根据地，骑兵团相应建立了三道防线。其中骑兵团守卫山口，为第一道防线。唐县敌人进山有麻黄头、显口、黄盆峪3个口子，骑兵团团部设在距唐县不到十公里的店头，相当于在敌人进山的要道上钉了一个钉子；步兵营部署在东、西杨各庄与店头村之间，卡住黄麻头与黄盆峪两个口子；骑兵营部署在东、西简笼店把守显口。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在铁路、公路附近组织敌后武工队和侦察便衣队，打击小股敌伪；在山区与平原之间深入到敌据点周围，建立秘密侦察网；敌人挖沟筑墙时，就与县区游击队、群众紧密配合填沟毁墙，常常是敌人白天挖，我们夜里填，并放冷枪扰乱敌人。
1942年4月12日，刘云彪因患肺结核医治无效，在军区卫生部医院去世，年仅29岁。刘云彪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一师侦察排长、连长，为全军侦察开路。1936年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骑兵团团长，是我军骑兵部队创建者之一。
1942年1月，蔡顺礼调离骑兵团，曾海亭接任政委。范昌标调抗大学习，包镇接任副团长，钟天发接任参谋长。7月，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王平到团部驻地北店头村传达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为适应艰苦斗争环境与地形条件，保存和发挥战斗力，便于灵活打击敌人，将骑兵团骑兵改为步兵，番号不变。团长李钟奇，政委曾海亭。全团编成两个营，每营设3个连，加上团部特务连、侦察连，共11个连，约两千多人。改编后，部队装备减轻，行动灵活，战斗力增强。
1943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大团改成小团，部队分散活动，以保存有生力量。骑兵团取消营的架子，改编成4个步兵连，一个侦察连，一个特务连，加上团部，共1225人，李钟奇调任抗大二分校总队长，唐子安接任团长。
1943年初，骑兵团转到完县山前活动。5月初，日军包围晋察冀三分区驻地，骑兵团几经血战完成保护三分区机关突围转移任务后，于5月7日在完县马耳山与日军3个团发生遭遇战，政委曾海亭等400余人牺牲。
1943年10月，范昌标从抗大调回骑兵团任团长，熊光焰任政委，苏洪道任参谋长。
1944年3月，骑兵团在唐县杨家会一带进行整编，与四十一团合编为1个团，并和5个兄弟团组成野战旅，4月调陕北参加保卫延安战斗。
范昌标1980年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骑兵团从1937年至1944年，在晋察冀军区和三分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在地方党政的紧密协助和民兵、游击队及友邻部队的相互配合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全体指战员坚持在晋察冀敌后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每当我回忆起这40多年前的往事，就心潮起伏。许许多多革命战友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脑海里。他们为革命忘我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为革命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光辉业绩永世长存。”
【本文根据《回忆晋察冀军区骑兵团》（范昌标撰，手稿），《回忆晋察冀军区骑兵团》（范昌标撰，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史略》（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编委会三分会编，打印本）等资料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