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

2014年08月13日 08:30:29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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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11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广州会见广东党政领导干部。

  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

  1978年,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举行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并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如果说起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地方,都会称做“宝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会议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邓小平的复出,让国人充满期待。此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

  在邓小平说出“深圳”这个名字以后,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这就是人们说的南巡。邓小平复出之后,一般描述为有两次南巡。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次南巡。1977年11月是第一次南巡。

  邓小平关注深圳。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显然,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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