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头自我批评

2014年09月01日 10:26:21
来源: 人民网-文史频道     作者: 鲁彤 冯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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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2月,毛泽东(右二)、刘少奇(右三)、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一)、陈云(左三)、邓小平(右一)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资料图)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林彪说: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上山,对彭德怀大批特批,上纲上线,不也是“与众不同”吗?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最后说: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刘少奇说: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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