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培育与践行新作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作风的探索与认识,使党的作风建设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为党的新作风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形成的以“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包含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民主平等的新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这种新作风,对于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保证作用。

  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抗战时期,我们党自觉地并有意识地把作风建设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培育并养成一套优良的新作风。正是凭着这种新作风,党在抗战时期聚集了无穷的力量,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走向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新作风的探索与认识

  幼年时期,党由于缺乏革命斗争与自身建设的经验,在思想与行动中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等“左”倾错误,由此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严重危害,使党处于危险的境地。惨重的教训使全党有了新的觉醒。党到底应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态度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以什么态度对待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这些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摆在了党的面前,它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到达陕北后,党开始着手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新作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反复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为全党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党不仅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创造了通过整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新形式。正是因为找到了这个法宝,党才真正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有力、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抗日战争时期,为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抗战,我们党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培育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作风。1941年春,毛泽东在编印农村调查材料的序跋中强调在接触群众时应注意态度,提出联系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是抗战时期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同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演说中,毛泽东批评部分共产党员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主题讲话,强调对待人民群众要有正确的作风,即“密切联系群众”。次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把党的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党的作风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刘少奇经常借用古希腊神话巨人安泰俄斯的故事告诫人们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安泰俄斯的无穷力量来自于与大地的接触,离开大地就面临着死亡。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有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关于党与群众关系问题,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有很多论述。周恩来在《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中指出:“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朱德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也说,“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所有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作风的探索与认识,使党的作风建设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为党的新作风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格执行群众路线

  抗战时期,我们党从大局出发,严格执行群众路线,真正做到关心民众疾苦,重视倾听群众呼声。为了既保障贫农的经济利益,又不排斥地主、富农,不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冲突,党在抗战之初便废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随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减轻了贫农所承受的封建剥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极大调动了其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又兼顾了地主以及富农、中农的利益,有利于联合他们一致抗日。

  1940年冬,由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再加上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粮饷、弹药、被服,造成了边区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困难,也增加了边区民众的负担。为了克服困难,民主人士李鼎铭提议精兵简政后,中共中央欣然采纳,于1941年12月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并明确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不得超过总人口的3%。毛泽东将之称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通过这一措施,边区减少了消费性支出,减轻了财政压力和人民负担。

  消极腐败与官僚主义,与我们党是水火不容的,是与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相违背的。为了保证清正廉洁的作风,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指出,必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41年,在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毛泽东亲自增写“厉行廉洁政府,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条款。抗日根据地还制定了惩治贪污腐败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广泛开展廉政教育,加强对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监督检查。

  1943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上,毛泽东郑重指出: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显然,这种官僚主义是我们党所反对的。毛泽东不仅痛恨官僚主义,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反对这种作风。1940年秋,延安马列学院派四人到杨家岭去接毛主席作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毛泽东。毛泽东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才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历史用事实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延安作风”的胜利。

  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担负着敌后抗战的任务,另一方面承受着物质严重匮乏的困扰。为了战胜这些困难,我们党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扬艰苦奋斗的新作风。

  自1941年起,由于日寇野蛮反扑,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提到,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当时国民党还幸灾乐祸,认为边区支撑不住了。面对巨大的困难,我们党没有屈服,而是号召各根据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根据地立即行动起来,党政军民齐动手,掀起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

  党的领导人也以身作则,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的山沟开垦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边区地广人稀,具备开荒的条件。朱德最早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1941年3月,在朱德实地考察后,王震率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挖窑洞作为营房,自制工具开荒种地。短短几年,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变为“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曾经把它称为“奇迹”和“创造”。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不仅大大地减轻了群众负担,而且也极大地改善了军民的物质生活,使各根据地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为支撑抗日持久战乃至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抗战时期党的新作风塑造了“延安形象”。1941年10月前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斯利尼中校曾对国民党军队做过一次调查,他的结论是这支军队没有战斗的热情和愿望。谢伟思在报告中也记述了他耳闻目睹的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腐败现象:派系林立、贪污风行、领导无方、鱼肉百姓等。与之相比较,美军观察团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感受到那里的人们所具有的精神面貌与国统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延安,没有阶级剥削和敌我之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祥和的气氛。领导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一起休闲娱乐,完全没有官架子,处处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国共两党作风也作了比较,他说:“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经过八年抗战的培育和养成,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全面概括了党的新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同时被写入七大通过的新党章。

  抗战时期形成的以“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包含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民主平等的新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这种新作风,对于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保证作用。

  (陈坚 李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标 签:
  • 党的七大,1941年,新党章,党的作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
( 网站编辑:赵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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