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祥:人的“全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1978年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在我国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道理。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关于实践标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不是一两次实践的成功就能证明一种认识是否真理,而是人的“全部实践”才能证明一种认识是否真理。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讲到真理的全面性时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所谓人的“全部实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纵向上说,是指事物发展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人的全部实践。人的“全部实践”,就是指事物发展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第二,从横向上说,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主要有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人的“全部实践”,就是指各种实践活动形式的总和。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纵向上说,就是把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某一事物的全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实践的总和作为检验人们对这个事物的全过程的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从纵向上说,就是把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某一事物的全过程的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的总和作为检验人们对这个事物的全过程的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把纵向世界和横向实践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在科学研究、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的过程中,由于不懂得人的“全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道理,常常把改造客观世界的全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实践或某一种形式的实践作为检验人们对这个事物的全过程的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这种片面的实践标准观是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发生误用和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要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实践标准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论述实践标准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讲的这个道理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然而,人们在运用实践标准的过程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只注重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而忽视了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从而把实践的一两次成功作为对一条普遍真理的正确性的证明。例如,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解体以前,人们常常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通过暴力革命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条普遍真理的正确性。这样理解实践标准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只是证明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俄国这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暴力革命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一条客观真理,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的一面。但是,仅仅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并没有证明也不能完全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发生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这是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一面。我们必须把真理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人的“全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如果只根据一次实践的结果,就能够证明一个认识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同样可以根据一次实践的结果,得出一条与此完全相反的认识也是普遍真理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实践结果,证明了社会主义胜利以后还要失败、资本主义还会复辟这个认识也是普遍真理。这显然是荒谬至极的。但如果认为一次实践的结果就能够证明一个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话,根据同样的逻辑,就必然得出这个荒谬至极的结论。事实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只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根本不能、事实上也没有证明社会主义胜利以后还要失败、资本主义还会复辟是所谓的普遍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践标准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是因为每一次个别的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具有局限性,所以它既不能完全证明某一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证明某一认识是错误的。

  一种认识是否真理,要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多次实践的检验,多种实践形式的检验,多领域实践的检验,多地区实践的检验,甚至多国家实践的检验。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被一两次实践证明为真理的认识,在以后多次的实践中可能被证明为是谬误;反之,被一两次实践证明为谬误的认识,有可能在以后的多次实践中被证明为是真理。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这个道理。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应该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如果单凭自身的需要,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抛洒废物,违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然也能在近期、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从长期和全面看,却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道理。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举了很多具体例子说明这个道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从中总结出一条宝贵经验:“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条经验对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今世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实践活动的积极效果和消极后果的出现往往具有不同步性。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常常出现实践活动的积极效果在先、消极后果在后的情况。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转变过程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1918年夏开始,在外国武装侵犯和国内叛乱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三年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坏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列宁果断地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重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列宁坦诚地承认,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期,企图在一个小农国家里,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新经济政策”本身也有一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也还没有越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旧框框。只是到1921年秋,“新经济政策”实行半年以后,实践已经表明“新经济政策”初期确定的由国家组织工人和农民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市场、通过自由买卖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和贸易,来代替由国家组织的商品交换,只是到这时,市场、商业的问题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出地提了出来。列宁在1921年10月29日作的《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只是在这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的实质才最终表述了出来,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从上述对这个过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关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是否真理的检验,既不能只根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局限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实践,而应该根据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提出和逐步完善的“全部实践”来检验。

  人的思维和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包括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矛盾,认识中真理和谬误的矛盾,等等。

  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就使得每一代人的认识、即使是被当时的实践证明为真理性的认识,也包含着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谬误。所以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由于每一代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所以每一代人的认识就不仅要接受这一代人自身的实践的检验,还要接受这个时代以后的人们的实践的检验。至今我们仍然在用现在的实践检验前人以至古人的认识是否真理。我们今天的认识是否真理,也将要接受我们子孙万代的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接受实践的检验,或者说实践对认识的检验,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即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人类认识的全过程时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概括的这个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就体现了人的“全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

  链接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这一讨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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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家祥,实践第一,实践形式,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网站编辑:赵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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