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观

——从《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之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它深邃的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必亡和共产主义必胜的历史必然性,在当时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春雷,成为解放思想、创造新时代的纲领性宣言。而人类在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马克思主义又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结下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邓小平理论以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透彻把握,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重大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结新经验的南方谈话,成为当代中国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宣言,道出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一

  《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后有深远意义的代表作,两位作者在《宣言》问世后反复地以极其鲜明的语言向全世界昭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既要肯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是应当坚持的;也要看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承认它在实践的发展中有过时的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哪些思想是《宣言》所要坚持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1883年和1888年曾先后在《宣言》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是:第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这就是说,只有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上分析历史,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灭亡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第二,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第三,就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对于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于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都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应当坚持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宣言》所阐述的内容曾列举过这样几种情况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修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对于《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十条革命措施,他们早在1872年就明确提出不应停留在起草《宣言》时的历史条件上,而应当根据二十五年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于先前的那些写法,力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上有时代的特色;其二是随着大工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经验,必然使《宣言》的某些地方已经过时,某些论断如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需要用巴黎公社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新经验来加以补充和丰富;其三是随着社会思潮的演变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不论是第三章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还是第四章对于各种反对党派的论述,有些需要根据新出现的思潮作出补充分析,有些则要根据历史淘汰的情况而删除那些过时的内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宣言》—般原理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实践发展提供的新经验,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马克思主义也一定要发展变化的。《宣言》的某些地方也需要改写、补充和发展,绝不能一成不变地对待它。《宣言》的问世既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又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为后代解放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典范。

  二

  作为《宣言》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列宁在本世纪初期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俄国国情,创造性地把《宣言》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俄国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创造性地运用《宣言》的一般原理,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欧和俄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并且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上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宣言》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经验教训。

  当我们重温《宣言》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深感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中国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在于它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于它最坚决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于它—贯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总之,在于它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使我们感到亲切的是,毛泽东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业中,善于从哲学高度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提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们从毛泽东思想的诸多贡献中看到贯穿一切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贯穿一切的根本经验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成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由于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于实事求是,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结果。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和解决无数复杂问题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深刻的哲学内涵阐述的最平凡、最根本的真理。实事求是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离开的法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需要我们永远坚持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崛起和形成于本世纪后期的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中,紧紧把握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既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创造性地大胆地抛弃已经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理论,开拓新境界,为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典范,为深化和发展《宣言》的思想开辟着通向新世纪的道路。

  邓小平理论作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它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迷失方向,就不是搞社会主义;同时,它又主张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使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而是不断地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不如此,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生机和活力,就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也就不会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扬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的优良传统,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可以说,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精辟论断,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个最鲜明的特色,是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的一根红线。特别是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20世纪90年代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作为他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经验总结、最全面的建设纲领,更加突出地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体现了它从社会主义高度,对一个半世纪前的《宣言》作出的回应和发展。

  南方谈话首先回应和发展了《宣言》提出的第一个基本思想,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肯定了如同过去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一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生产力问题始终是社会统治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灭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必须从生产力上去考察。他们通过资产阶级统治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来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和封建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发展中必趋灭亡,也正是由于它力图用消灭大量生产力的办法来克服危机的必然后果;他们甚至还预言无产阶级夺取统治权也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关键问题来抓,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他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认为只要我们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南方谈话也回应和发展了《宣言》提出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根据中国变化了的新情况,创造性地用新的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邓小平既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又要求全党正视国内外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他早在新时期之初面对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他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必要性和经验,肯定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是特区还是其他地方,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都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证明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断言:“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同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并未完全消失的情况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告诫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还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他针对国内外对我国政权的一些诽谤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南方谈话还回应和发展了《宣言》提出的第三个基本思想,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大家知道,《宣言》还在资本主义表现出巨大发展的时候,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无产阶级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而当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内外面临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分歧和困惑下,邓小平善于从根本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和历史道路,指出要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深刻的理论概括,从现时代的高度,从总结《宣言》后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历史经验的高度,对《宣言》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概括作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阐明了它的前提、过程和目的,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指明了长期奋斗的目标、方向和道路。当前阶级的使命和党的使命,同《宣言》提出的要求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那时要求无产阶级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实现无产者及其政党的团结和协调,而今天的中国则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集中全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而实现这一重任,用邓小平的话说,“关键在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他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需要,是实现共产党人最终目的的需要,这是邓小平一贯强调和坚持的思想。

  从《宣言》到南方谈话,反映着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不断深化的历史,反映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两个世纪的历程中不断排除障碍、取得胜利的历史。其中虽然有曲折、反复,甚至暂时的后退。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曲折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千百万志士仁人已经从《宣言》所昭告的无产者的前途中得到鼓舞,为共产主义理想贡献出一切;我们也将从南方谈话的上述论断中充满信心,端正学风,更自觉地靠实践,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学好、用好,不断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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