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如何过节

  节庆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社会的镜子。历史上,节庆还被赋予了仪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会公约的传统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特别重视过节,尤其对官员过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或规定,有的形成制度,有的则形成风俗。

  普天同庆,节庆旨在和谐

  先民往往把节庆和祭祀等大事联系在一起。作为官员,更重视节庆中的仪式。一年之计在于春,古人非常重视春节。自周代起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必须举行的盛大节日活动,因此立春又叫春节。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宫后要赏赐群臣,施惠兆民。

  《礼记·月令》中还提到八蜡节,这个标志实际一年终结的节庆,“国之人皆若狂”,就是一个报恩的节庆,要献祭各种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向神报恩,“以万物报万物”,每个人都要参与,天子、诸侯使臣、大臣等分主、宾两组,代表两种相反的宇宙力量,轮流向对方敬酒,人们相信这能促成全面的和谐。

  历代都有很多祭祀山川的节庆,人们相信,山川是国家统治力量得以施行的代理者,自然界的混乱不过是人类社会混乱所导致的后果,“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出于向山川表示尊崇,或者庆祝、祈祷风调雨顺,官方都会组织节庆祭祀活动。

  节庆的仪式感还体现在朝拜上,节庆朝拜仪式比平时隆重十分。周朝讲礼仪,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诸侯与文武大臣会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贺新年;汉代则称之为“朝贺礼”;经魏晋至唐宋,直到清末,此仪式世代传承,规模之盛大热烈,堪称空前。这种仪式就是团拜。

  官员同事间、亲友间过年也讲团拜。宋代尤其流行,王十朋《元日》诗中写道“弟兄团拜处,归去愿成行”。《朱子语类》说:“团拜须打圈拜。”周必大《青城小语庆新阳》题记中说:“记去年馆中团拜人,今作八处,感叹成诗。”

  除了过年,其他重大节庆,帝王也会大宴群臣,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目的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团结祥和的氛围。

  守土有责,过节并不轻松

  在古代,中央包括首都高级官员,初一不得休假请假。守土有责,地方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回老家过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团聚,地点只能在单位。唐朝著名田园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县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衙门里感到很冷清很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公务员,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省亲,与家人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

  过节往往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中央往往会派出巡视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官员值班是铁律,《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新入职的官员,新年过节的值班任务往往就交给他们了。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朝廷掌管文书事务的翰林馆阁,每天需要一人轮流值夜班。宋神宗时太子少保李端愿,每到过节“必置酒高会”,有一次,竟然把轮到值夜班的翰林学士孙巨源喝到醉死。

  宋时百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还有大量兵卒巡逻站岗。

  民国初规定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能就要下岗了。

  清廉过节,杜赇谒之路

  百姓每到过节都喜欢给亲朋好友送礼,联络感情,但古时也有法律规定,官员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是不允许的。

  《魏书·刑法志》记载:“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有了这规定后,“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贿“罪止杖一百”。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收送礼物。宋朝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年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

  金世宗时有法规定生日接受馈献,应当免官。但实际处分因人而异,官阶高的没事,低的就受惩。这种情况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

  元朝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行为入罪,不再局限于平常职场上的收礼。据《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古今常见的生日礼、节日礼、接风洗尘礼,一概禁收。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明禁送礼之风,要求大小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历史表明,节庆风俗清廉的时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败,节庆赇谒之路就大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了权贵的看门人受贿千金:“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想来令人惊讶。

  与民同乐,但必须干正事

  过节,对古代官员来说,并不清闲,除了与民同乐外还得干正事。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史料记载,汉朝官员在节庆中,要么去充电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食饮”。要么社会实践,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科学家张衡认为除夕观察天象是一年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夜。因此,他一生中除夕都是在观察天象中度过的。

  官员当然可以适当地放松休息,但不能肆无忌惮地娱乐,过节中官员赌博、逛街等娱乐行为都可能在节后被言官参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后,官场风气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宋史》记载,王安石为相时,就爱干涉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在大过年外出游戏碰到王安石就会倒霉。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期间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临安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到了放灯最后一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

  官员过节不干正经事,就有违官员“为民父母”这一道德形象。《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章郇公爱好赌博,“作正字日,元正休与丁晋公博。……约明年复博”,没想到节刚过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因此,古代有些官员不仅过节时访贫问苦,而且还扶犁亲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现代人低调得多。

  节庆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员涣散,影响工作效率。包拯给宋仁宗上表,称“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戏文里的包大人确实就是日断阳、夜断阴,忙得四脚打转,就是节庆中也总想着不让他那虎头铡闲着。

  清代各级地方官员在春节前后都开展“访贫问苦”、“扶犁亲耕”、“鞭打春牛”等活动,还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自娱自乐,但更重视情调

  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官员也搞些小情小调,把节日过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唐朝诗人卢照邻过年期间独自去野外寻找乐趣,“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白居易是“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节会把一年来写的诗抄录一遍,把诗稿放在一个盆里,然后焚香祷告之后,烧掉诗稿。《唐才子传》载,每年除夕贾岛“必取一岁所作置于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宋代宽松的节庆假日,促进了官员的文化娱乐。陆游记述他年轻时为官“少年从宦地,休日喜无涯。坐上强留客,街头旋买花”。一至节庆假日,便喜之不尽。苏东坡也一样喜欢在节庆假日间泛舟江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苏东坡常在笔耕中度过除夕,“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歧下,岁暮思归不得,故以此三诗,以寄子由”。“思归不得,至春节过,写词达旦不眠。”(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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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赵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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