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领兵到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历史性跨越

    个人领兵为害甚烈

    中国历来就有“兵为将有、兵随将走”的个人领兵传统。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军事上的失利和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军权由清廷进一步向私人滑落,八旗绿营等经制兵逐步被湘军、淮军等乡勇私兵取代。这些军队实行的是将必亲选、兵必自招、饷由帅筹、兵归将有的建军做法。中日甲午战争以淮军为主体的北洋水师及陆军一败涂地,慈禧命袁世凯编练新军,兵权遂落到了袁氏个人手里,这成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拥兵惟嫌其少,据地惟嫌其狭”,彼此混战不断。从辛亥革命到1922年共发生兵变179次,其中1917年后发生90次。军阀操纵下的政坛乱象丛生,政治人物走马灯似的轮换,从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共出现了9位国家元首、38届内阁、5届国会,内阁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孙中山对此哀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如何铲除军阀,废除兵权私有的制度,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孙中山在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时,特别注意到了苏联的以党治军的制度。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其后遂决定参照苏联军制成规,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军队。这是在中国建立党领导军队制度的最初尝试。

    国民革命军靠了这种制度一新其面目,为继续深入探索提供了直接参照。但不能不看到,苏联军队领导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苏共在军队力量和设置上不够强大,军队各级党组织不是权力机构,军权1925年前掌握在政治委员个人手里,其后逐步过渡到一长制军事指挥员。这种主要依靠党员个人领导军队的制度,成为后来苏军脱离苏共领导、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个人领兵传统的国度里,照搬这样的制度很难制约军事强人对兵权的追求。

    新制度在探索中成型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自己军队的时候,为创设新的军队领导制度继续探索。这一新的制度的核心就是如何防止兵权为个人掌握、把军队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的领导还是个人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与中国一切旧式军队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毛泽东后来曾深刻指出:“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

    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序幕。党把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中心,在军师两级建立党委,在团一级建立党支部、党总支等基层组织。这成为党领导军队的开始。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性,党对军队的领导存在着明显缺憾,如党领导军队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等。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探索中加以解决。

    秋收起义后在向罗霄山脉进军途中进行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通过把各级党组织作为军队的领导核心、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连队,实现了党对军队从各级军官到基层士兵的绝对、完全掌握。这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形成。

    由于我军是以旧式军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旧式军队思想、习惯及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使人们对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难于接受。旧式军队是军事主官个人说了算,而新制度是党组织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同志感到不适应,认为“党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前委”,主张党的管辖范围“要限制”“军官权威高于一切”,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及争论,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认为,如果这种“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红军与过去的旧式军队就没有什么区别,“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其最大贡献及灵魂,就是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自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的一贯建军主张,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清除了旧式军队对红军的不良影响。会议决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再次重申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规定了政治机关职能;将党代表名称改为政治委员。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是我们党在实行什么样的军队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认识从分歧走向统一的转折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队领导制度由此确立起来。罗荣桓在新中国成立后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召开 85年后再次肯定古田“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

    古田会议后,我军先后经历了由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再到阶级战争的转变,由长期战争环境向相对和平环境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军权掌握始终是中国政治的关键。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于我党我军历史的始终。在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坚持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制度紧密联系、相互衔接、共同作用,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唯一、彻底和无条件的领导即绝对领导。

    亘古未有的巨变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创设,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队领导制度的伟大变革,使人民军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是军队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领导的飞跃,军队由个人的工具转变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彻底摆脱了过去军队控制政权、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梦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已经一个甲子有余。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朝代在其开国后的60年里,军队几乎没有不发生问题的。离现在最近的清廷,在其入主中原的最初60年,竟有41年是在平定三藩之乱(8年)和边疆叛乱(33年)中度过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始终没有在新中国再现。究其原因,其重要一点,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只要牢牢坚持党指挥枪,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制度保证。

    二是军队宗旨的根本性转变。受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控制掌握的旧式军队,其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能是个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然要求其领导下的军队为其阶级和群众基础服务。党和军队都不是利益集团,除了人民、国家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进步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这支队伍的唯一宗旨和自觉行动,军队在人民心目中成为“最可爱的人”;在军队内部,过去的那种封建雇佣关系被彻底废除,实现了官兵平等。士兵当兵是为人民、国家当兵,不是旧军队的那种为军官个人。

    三是军队内部机制的根本性转换。旧式军队的内部管理是靠私人隶属关系来维系的,历史上各类军阀出现,都与此有着重大关系;其内部派系林立,平时相互吞并,战场死不相救。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的这种状况,从内部建立了一套党对部队掌握的制度,清除军阀主义在军队生长的土壤。党的各级组织是各该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对所属单位的一切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使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保证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建军90年来,我军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没有任何阴谋家、野心家和严重腐败分子能够利用军队来达成其目的;在重大政治关头,我军总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

    四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性提高。旧式军队对部队的控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对部队控制和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始终处在矛盾状态。对部队控制得越紧,方式越多,部队战斗力往往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对部队的掌握与战斗力的提高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集中体现在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上。这一制度把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紧密结合,既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又适应了军队的特点;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又能发挥首长的作用;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保持军队的高度的集中统一。我军从诞生至今,打了几百个战役,绝大部分战役是攻必克,战必胜;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军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种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都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的科学性。

标 签:
  • 军队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领导制度,党委制,基层组织
( 网站编辑:唐淑楠 )
  • 经 济
  • 政 治
  • 文 化
  • 社 会
  • 党 建
  • 生 态
  • 国 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