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还在清朝末年,它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在对国内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压榨的同时,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日本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更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1931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划下发动的。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1]、中村事件[2]等),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8月16日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的时候,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东北军十几万人先后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一带。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兵力仍有十几万。但这些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3]队。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4]建设。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十分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他袭用过去中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5]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6]。

    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随即来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但是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日本这种放肆侵略中国和大胆对抗国联干预的行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后者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坐收渔人之利。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不承认主义”。实际上,这个“不承认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虽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但美、日两国统治者都看到,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利害冲突将会发展下去。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7]、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汪再度实现合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人民。仅1932年9月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就集体屠杀3000多人。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量掠夺东北的财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篡改历史,企图在东北人民中泯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的约30所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规定重新开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必须把日语列为主课,并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地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在“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8]。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日军在侵占长城各口的同时,一面侵占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县,一面南进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已经侵占冀东的日军强渡滦河西进,到5月下旬占领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造成包围平津的态势。

    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了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尽管由于这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还没有根本改变,又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不仅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都积极活动,呼吁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攘外与安内孰先?》的时评,对“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出批评。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则期期以为不可”,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示退让”。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文章还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9]。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他于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1月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

    [1]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承租长春北郊万宝山村荒甸地近400余垧。随后他擅自转租给朝鲜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国农民耕地被淹,引起纠纷。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

    [2]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专家,于1931年五六月间潜入吉林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中国驻军捕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3]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4]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5]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英、法两国在国联中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支持国联的立场,并参加了一些活动。

    [6]《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1页。

    [7]马占山(1885-1950),曾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2月一度投降日军,4月又宣布反正,年底退到苏联。1950年在北京病逝。

    [8]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36页。

    [9]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内地参加抗日工作,刚踏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逮捕杀害。

    二、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

    对党的工作的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而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且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临时中央虽然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提出“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的正确口号,但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又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极大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他们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民众反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张把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改为召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竟认为,这个口号里有个“商”字,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而是根本错误的。当上海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临时中央于2月26日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提出七条主张,除主张坚决抗日外,还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的革命战争”,“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它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等等。这种号召完全排斥中间力量,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立刻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是根本行不通的。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在抗日已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资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们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他们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全行业罢工等。他们拒绝采用合法的形式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并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北方各省党组织规定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和政策。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也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上述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只能损害革命力量,造成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对于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党内的一些同志进行过抵制。在工人运动中,中央主管工运工作的刘少奇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1931年至1932年间,他在不同的会议上同实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发生争论,并在此期间写下十几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当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不是“反攻与进攻”,而是“防御的与反攻的”;主张觉悟的工人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扩大工会的影响;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提出工人的要求,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强调罢工要有充分的准备,应该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2年3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他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其工作任务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担负。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力量还很弱小。在日本侵略势力已经威胁到华北地区时,党本当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发动和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但是,在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后,北方一些省的党组织不顾客观条件,先后发动多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暴动。如山东省委自1932年8月至1933年9月,先后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博兴、益都(今青州市)、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发动六次大暴动,均遭到失败。河北省委用限定日期的办法,指令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发动几次暴动,也遭到了失败。

    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方针,北方党组织内是有尖锐的反对意见的,其代表人物是李铁夫[1]。1933年至1934年初,他写了十篇文章,批评北方党组织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临时中央的“左”倾方针。他认为“北方落后论”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对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过高估计。他认为在华北不应提出立即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而应当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斗争,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争决心。他明确提出当前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李铁夫的正确意见,得到北方党组织、团组织内一些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挥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开展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把这些意见压制下去。李铁夫受到撤销领导职务的处分。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例如,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坏。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遭到破坏。从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坏,并与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统治区的工运工作也受到很大破坏,赤色工会会员到1932年1月剩下不足3000人。由于缺少掩护,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

    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继续执行冒险主义的方针。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坏。1934年10月,由于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被迫中断。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7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党的组织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

    尽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许多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分散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们在城市工作中学习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工人群众,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压迫和进行抗日救亡而斗争。他们深入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多方面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他们还坚持做统战工作,不但努力加强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且努力同一些上层的进步人士、中间人士保持和发展联系,使这些人逐渐了解党、支持党,同情或参加抗日反蒋斗争。他们利用中国革命互济会这类群众团体,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其家属。他们还多方面深入到农民、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国民党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尽管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但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任劳任怨地工作。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中不少人被敌人逮捕甚至杀害。在上海龙华,在南京雨花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和刑场上,在燃起抗日烽火的许多大小城镇和乡村,回荡着这些先进战士们为真理献身而发出的革命最强音。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还把冒险主义的方针推行到革命根据地中去。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在这之前,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几年实践经验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政策,同临时中央的政策并不一致。因此,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责他们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即认为中央根据地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土地革命中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领导思想犯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干部队伍中“充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临时中央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分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争取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次会议尽管未点名,然而上述指责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的。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决议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要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

    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已被取消,所属部队归刚成立不久的中革军委指挥。赣南的红军在上述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于1932年二三月间首先攻打国民党军队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对此,毛泽东事先表示不同意,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根据中革军委1月10日的军事训令,红军从2月4日开始围攻赣州,历时33天,未能攻克,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国民党军队继续增援,红军不得不撤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这是“曲解了赣州战争的教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们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随即把红军分为两路,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稍后,苏区中央局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开往福建,其任务是打击福建的国民党军队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准备以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东路军入闽后,毛泽东根据闽西的敌我形势,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攻取漳州,收缴军用物资,帮助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东路军于1932年4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这一胜利,对于巩固闽西根据地,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注:

    [1]李铁夫(1901-1937),原名韩伟鉴,朝鲜人。早年投身朝鲜独立运动,后参加朝鲜共产党。1928年春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在华北做党的工作,曾担任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37年三四月间赴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7月病逝于延安。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1932年7月14日,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4.5万余人。

    此前,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即处于被动地位。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至广水段。鉴于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七个多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建议停止在平汉路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8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往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创,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红军虽经五天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敌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另以1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1932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10月,根据湘鄂西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红三军即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

    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对过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地反对机会主义;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讨,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后方的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他们于9月23日、25日连续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们提议尽快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作战方针。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7万人。

    1933年1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这时国民党军队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效,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

    在中央根据地军民与“围剿”之敌浴血奋战的时候,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随后同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利用四川几个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的时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四川各派军阀取得暂时谅解,停止混战。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2月中旬,田颂尧率部分三路进攻川陕根据地,一度占领南江、巴中、通江。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自5月下旬起发动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1万多人,恢复并扩大了原有的根据地。7月,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共有4万余人,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这时的川陕根据地,北依巴山,南抵仪陇,东起万源,西至苍溪和广元,人口达200余万。8月至10月,红四方面军又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三次战役,共歼灭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2万人,并开辟了一些新区。10月底,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扩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约8万人。

    张国焘此时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一切。他坚持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和四川军阀的进攻,也赞成“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赞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是,他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他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小工商业。在军事上,他只要正规军,不要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入主力红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继续执行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拒绝与上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或者虽然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关系,随之又任意破裂。在肃反斗争中,他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严重发展,不少有文化、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由于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工作,才减轻了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但张国焘以“通敌”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来在长征途中把他秘密杀害。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1934年,在向黔东进军途中成立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8月,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局面。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困难境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仍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同时,成立中共黔东特委,重组黔东独立师。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军委分会。

    在这期间,还建立了闽东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到闽东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各级党的组织。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减轻了对闽东的压力,闽东党组织乘机发动全区的武装暴动。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6月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9月,成立红军独立师,有1600余人。他们与畲族、汉族人民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把闽东各县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拥有近100万人口的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

    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名代表中,女性有16人,占30%。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对于地方苏维埃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乡苏维埃政府只配备不脱产的工作人员3人,城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省苏维埃政府90人。据统计,1933年秋,中央根据地所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60个县,两级政府共有干部约1800人,乡级苏维埃政府仅有干部1万人左右。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仅在中央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的干部就有2000余人。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经济建设

    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这样,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工商业凋零,日用消费品(主要是食盐、布匹、药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县发生缺粮饥荒。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即宁都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使用。例如,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劳动互助社,全乡社员达300多人。1934年5月,瑞金县互助社社员达8987人,兴国县达5.17万多人,长汀县达6717人。苏维埃政府组织广大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或犁牛站,将没收地主的和集资购买的耕牛定为全体社员公有,按农户分得的田亩多少调剂使用。苏维埃政府还增加农业投入,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1933年,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开垦了21万石荒田,闽浙赣省开垦了11万石荒田。粮食产量,在赣南闽西区域,1933年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区则增加了20%。川陕根据地也获得好收成。

    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据统计,到1934年2月,中央根据地的兴国、胜利(位于雩都北部)、赣县等17县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76个,社员3.27万余人,股金5.05万余元。与此同时,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官田兵工厂由最初的六七十人,到1933年发展为400多人。中央被服厂设在瑞金七堡,全厂约700多人,缝纫机100多架。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垅、盘古山、小垅等矿场,年产量约计1800吨,约有5000工人。还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等。其他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如川陕根据地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等。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指同国民党统治区域间进行的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此外,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2],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

    第一,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目前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

    第三,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第四,根据地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

    第五,根据地对外贸易的方针,首先是为着自给,其次才是出口,并要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第六,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等问题);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这之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其中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的“左”的内容。1933年初,张闻天、陈云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对此有所察觉,提出了修改意见。3月28日,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改劳动法。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这种“左”的错误,不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苏区经济的发展。张闻天也在《斗争》上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指出:这个“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改和补充。同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对原劳动法中这类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最多时达4万余份,《青年实话》报发行2.8万余份,《斗争》杂志发行最多时达2.7万余份,《红星》报发行最多时达1.73万份。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3]、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党的建设

    在各根据地内,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建设。

    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1932年3月底,江西全省共有党员2.3万余名,到1933年4月猛增至67904名,到同年秋又增至97451名。福建全省1932年3月党员人数约6800人,到1933年6月猛增至2万人。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都有了较快的增加。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统计,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农、其他出身的占1.95%。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在中央根据地的民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干部身上反映出来的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注: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所载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所载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为他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剧团之一。1933年4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以演出活报剧为主。演出时演员都穿蓝衫,因而称蓝衫团。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从1929年起,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例,对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施加种种限制,直至严加查禁。仅据湖南长沙1931年9月的统计,被查禁书刊就达228种,其中以“共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有140多种。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横蛮无理的审查,对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加以扼杀。一伙伙流氓特务按照其主子的旨意狂暴地袭击进步的文化团体和编辑、出版、排演机构,拘捕、刑讯并秘密杀害革命的作家和文化人。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牺牲的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国民党当局还培植一批御用文人,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国民党当局以为,通过种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就可以彻底消灭左翼文化运动。

    但是,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左翼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在“围剿”中被消灭,反而迎着迫害的狂风恶浪,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顽强地发展起来。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并远及南洋和日本东京。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

    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新军阀统治的祸害、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城乡经济的衰败,以及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痛苦与要求,在题材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如鲁迅的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茅盾的刻画20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现实主义力作《子夜》和其他短篇佳作,还有老舍、曹禺、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通讯等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在文艺思想战线上多次开展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左联成立以前,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曾在上海展开反对新月派的斗争。左联成立后又展开同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新月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派以超阶级的“民族意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左翼文化工作者著文揭露这两个派别文艺观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其观点的某些鼓吹者“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命运”,其超阶级意识只是他们所维护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掩饰。左翼文化工作者还批评了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艺阵营之间的“第三种人”(或称“自由人”)所宣扬的文艺与革命斗争脱离的文艺观。文艺思想战线上的这些斗争,推进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他们逐步走上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社联成立以后,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一支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同样的有组织的队伍。他们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取得显著的成绩。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113种之多。《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注意宣传介绍辩证唯物论,这较之20世纪20年代前期着重介绍唯物史观的情况是一个前进。有些著作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准确的阐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还有些著作注意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理。通俗的革命理论作品启迪了许多青年学生,促使他们的世界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投身革命。

    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错误观点,其中心是否认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断定中国已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国民党反动文人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就上述问题,先后进行了长时期的论战。中共中央通过文委领导这些论战,表明自己的观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和收集大量资料,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肯定中国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论战中的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宣传、研究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这种提高主要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逐渐结合上。尽管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但是已经使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成长起像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左翼文化运动也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在太阳社、创造社成立初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将鲁迅等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攻击。中共中央发现后进行干预,指示停止这场论战,并请鲁迅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的筹建工作。左联成立后,仍有一段时间不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不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不少杂志都是出版一两期即被查封。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群众性抗日救亡高潮的形势,“左”倾行动造成的许多令人痛心的损失,使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始注意总结经验,汲取教训。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11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批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之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逐渐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并逐步地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他们注意利用合法形式,采取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通过党外多种渠道进行活动,使工作能够持久地和扩大地开展下去。1933年7月1日创刊的《文学》杂志(由郑振铎、傅东华编辑),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初期。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虽屡遭当局封禁,但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最多时达20万份。1934年创刊的《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和《世界知识》杂志,其中的一些文章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注意联系实际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状况,摆事实,讲道理,很受读者欢迎。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国民党当局办的各种报刊或中间性报刊中,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中,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为“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左翼文化宣传的扩大和加强,在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中,发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的主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歌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满腔悲愤,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党的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鲁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迫害,积极参加并指导革命文艺运动。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各种反动思潮;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宣传进步思想。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他注重团结同志,也对那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提出诚恳的批评。他由此而赢得进步文化人的爱戴,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瞿秋白、张闻天等也都为这一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功绩。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查田运动

    从1933年2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早在1931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布过《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原先实行的限制而不是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曾多次加以指责。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又多次重复这种指责,并以此作为开展查田运动的根据。

    这时,毛泽东已被解除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1933年2月,临时中央责成他通过政权系统推进查田运动。毛泽东按照临时中央的要求参加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在运动开始前,他曾派干部到瑞金叶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6月,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他在指导中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但是,当运动迅速发展以后,“左”倾错误还是占了上风,并且愈演愈烈。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发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到9月8日,苏区中央局不得不作出第二次决议,承认查田运动犯了某些错误,并责成临时中央政府予以纠正。

    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20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决定指出: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指出“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

    当《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刚刚在各地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成效时,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先后开展的查田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复。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贯彻落实。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所谓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随后,临时中央又在江西错误地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在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1933年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4月下旬,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1]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2]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第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注:

    [1]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1939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

    [2]“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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