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第十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华北事变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1]。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在这期间,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变成中日“联营”的企业。日本商人还大规模地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业明显地走向衰败。1934年至1936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76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839家,还有238家歇业。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1935年虽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纱锭开工率很低。热水瓶、制药、印刷、橡胶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停工率也分别达到25-50%。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号称“北洋六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之手。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1936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火柴、面粉等工业,也因受到日本资本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八一宣言》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也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感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这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在这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海外侨胞和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举行不久,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的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民先队的产生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2]。

    注:

    [1]《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1935年5月4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2期。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

    [2]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瓦窑堡会议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但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计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尽管地主买办阶级中较大规模的分化当前还不是事实,蒋介石还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和坚持“剿共”的内战政策,但是决议和报告实际上已经看到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发展,依附于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党有可能使它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表明党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观察形势和制定政策的。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决议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决议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已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红军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也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同他联络。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注:

    [1]这个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政策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刘少奇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策略思想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河北省委为基础,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规定在指导整个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辖区内党的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

    瓦窑堡会议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为加强北方局工作,也是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自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撰写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的策略思想。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刘少奇在北方局期间,除陆续发表一些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用以指导华北党组织的工作外,还经常与张闻天书信往来,探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策略。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张闻天,汇报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今志丹县)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张闻天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非常重视,并对汇报信中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党团为悼念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爱国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这次行动,使许多原来没有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进步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刘少奇得知此事后,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严肃地批评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部分教授与学生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根据刘少奇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学校当局、名流学者,实行“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学生提出了“师生合作”的口号,学生会为此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信中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刘少奇到北方局后,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他首先对北方局进行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等调到北方局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改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到人员分别设立。改组之后,河北省委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的组织。

    接着,刘少奇对河北省委所属的党的地方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936年四五月间,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任书记。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任命李铁夫为天津市委书记。在中共京东特委的帮助下,1936年夏秋间,唐山市工作委员会建立,9月改归河北省委领导。在此期间,北方局还派出人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建立广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员会。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潘汉年、陈云先后辗转到达上海后,因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同赴苏联。为了同经历几次大破坏以后存留下来的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并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同时了解上海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准备。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开展当地党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

    1935年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陕西临时省委先后派人到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从此,陕西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受中央直接领导。随后,云南、广西及福建厦门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或恢复。

    这一时期,有的地区虽未恢复和重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但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发地或在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县委或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领导干部。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上报中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从北平的国民党监狱中,将长期坚持斗争的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营救出狱。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从而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逐步恢复的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刘少奇和北方局听取薄一波关于山西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赴山西,与薄一波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到太原专做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余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斗争初期,中共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曾给东北党组织的工作带来消极影响。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要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拥护苏联”的口号下组织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东北党组织由于执行这种“左”的政策,在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

    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对指导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党组织主动地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3年9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活动在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鹘?(今靖宇)、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3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赵尚志、张寿?](李兆麟)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活动在珠河(今尚志)、滨江、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活动在宁安、密山、穆棱等县。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以及饶河游击队等,也都在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军“讨伐”队,袭击铁路交通,使敌人坐立不安,疲于奔命。1935年冬,日本制定《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一方面加紧向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讨伐”;另一方面采取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1]等政策,企图断绝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消灭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

    1936年2月10日,从上年开始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说明根据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有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统一抗日行动、改革抗日军队建制的必要。于是,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英勇的斗争。1936年1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后未正式成立)、吉东、松江(后成立的是北满临时省委)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这一改变虽然加强了各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却使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失去原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而要靠遥远的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统一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在东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师,约3000人,活动于以金川老游击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1936年3月至5月,这两个师在游击区内配合作战,消灭部分日、伪军,打破敌人的“讨伐”,扩大了游击区,全军发展到6000余人。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共2000余人(朝鲜族占大多数)。1936年3月至5月,第二军除与第一军、第五军打通联系外,还扩大了游击区,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

    1936年6月,为加强对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东满、南满特委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书记;同时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第一路军成立后,杨靖宇率部分兵力在通化、辑安(今集安)地区伏击日、伪军,消灭伪满骑兵200余人,后在本溪附近消灭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主力1000人左右,给敌人以重大打击。1936年夏冬,第一路军先后派部分兵力向辽西、热河地区进行两次西征,企图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但没有成功。第一路军除据有抚松、?鹘?、通化老游击区外,还在长白县境内和宁安南湖头新建或重建了游击根据地,打开了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在北满地区,有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先有七个师,后来又组建三个师,共6000人左右。他们分别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使北满游击区扩大到40余县。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由李延平代理,先有三个师,后来发展为四个师。他们活动于松花江南岸并向东发展到乌苏里江西岸。第六军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任代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团,活动在以汤原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各县。1937年初夏云杰牺牲,由戴洪宾任军长,将七个团改编为四个师。5月,攻克汤原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联军第三、第四、第六军在松花江两岸的顽强斗争及其游击区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北满的统治,被日本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从1936年秋开始,日、伪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为中心,发动“讨伐”。9月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以第三、第六军主力坚持老游击区的斗争,另以第三、第四军和在吉东的第五军各一部组成远征队进行西征。11月至12月,开辟了小兴安岭西麓铁力、庆城、海伦等地的新游击区。留守老区的部队分头出击,取得很大胜利,并一度攻占黑龙江边的军事重地佛山(今保兴)县城。1937年春,北满临时省委为粉碎日、伪军自南而北压迫抗联各军于三江平原以聚歼的计划,决定第三、第六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进军黑龙江、嫩江平原开辟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部队到达绥棱、海伦地区,后来仍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抗日联军第五军主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下辖两个师。1936年5月以后,日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的“讨伐”更加残酷。第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向穆棱、密山、依兰方向发展。1937年3月,攻克依兰县城。接着,在依兰及其周围数县内展开活动,打击日、伪军,开辟新的游击区。坚持在宁安地区的部队也进行多次战斗,扩大了队伍。第五军发展到约5000人。

    1936年11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了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下辖三个师,共700余人。1937年1月,陈荣久在战斗中牺牲。为了扩大游击区,第七军分两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使第七军发展到800多人。

    除上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联七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第八军军长谢文东(1939年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共300多人,后来发展到2000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方正、汤原县境内。第九军军长李华堂(1939年叛变),政治委员李熙山(许亨植),共800余人,最初活动于汤旺河里一带,后来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地。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共1000余人,主要活动于舒兰、五常一带。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约1500余人,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了中国一些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中国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他们和中国同志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

    [1]“集团部落”,指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农村的小村庄和散居各户驱赶到指定地点,归并成的大屯。大屯周围有深沟、土墙或铁丝网,并筑有炮楼监视。日、伪动辄以抗日反满、资助抗联等罪名,捕杀屯内居民。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2]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3]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西安事变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4]。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5]。(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18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5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6]。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注:

    [1]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2]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18页。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4页。

    [5]指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时称“七君子”。

    [6]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同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从同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他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提出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而应当“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并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月17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这种转变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变动和新的任务,需要改变党和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另一方面,因为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后一种改变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还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

    由于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还不能摆脱以往“左”的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白区工作的评价、工作转变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中心问题是党对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不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

    6月1日至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在6月3日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的个别问题上。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的关系方面,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在毛泽东发言后,张闻天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也指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6月6日,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中,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关门主义,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10日,即白区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党派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愿合作抗日。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也取得明显进展。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庐山谈判。蒋介石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张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可由林伯渠担任,边区的事由边区政府自己办理;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代表,对其他各党派,由国民党尽量选定;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等等。周恩来坚决拒绝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和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等要求。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他表示须请示中共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上述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为了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这个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同时,还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受到初步批判,全党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对党内矛盾的解决,改变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虽然还没有使用“治病救人”这样的语言,但实际上已采取这种方针来团结犯过严重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继续让这些同志参加中央和各级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在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1]等重要论著,并就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上来,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还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作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是一部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实践论》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艰苦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员已发展到4万多人。

    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十年期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顽强战斗,终于使革命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并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两次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同这样强大的敌人斗争不可能一举成功。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来自党内的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干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这十年期间,各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对各根据地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军事“围剿”,并对各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红军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他们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到红军中去,其中许多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9万人参加革命,3.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8.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有1.2万余人。寻邬县只有8万人口,有2.5万人参加红军,留下姓名的烈士有770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有近千户。当各路红军长征后,原南方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亲人离别的极大悲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继续给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各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和重大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革命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展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

    注:

    [1]《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授哲学问题的两篇讲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在1951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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