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第二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是一次由此时世界五强,即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进程。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集会于北大法科礼堂,报告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位学生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与会者声泪俱下,热血沸腾。大会当场议决:(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拘,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工人罢工呈扩大的趋势,使资本家和政府当局惶惶不安。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查??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恐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1]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高一涵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不顾市民的愿望,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暗探逮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2]。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他们表示:“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3]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4]。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尽管运动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巴黎和约,所以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群众运动遍及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运动中,各地组织了学生、教职员、工商界、妇女界等群众团体,并共同组成各界联合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又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由于各界群众的联合行动,这场运动获得了胜利。而从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到拒签和约的成功,无一不是群众运动作用的结果。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虽然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发生,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注:

    [1]《晨报》,1919年6月12日。

    [2]在全国各界的营救下,北京政府被迫于同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

    [3]《工界中之热心国事者》,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4]《新闻报》,1919年6月7日、12日。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各种新思潮的涌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有的还在文章中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因此,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但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2],并不十分清晰。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他们正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在1919年底曾经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他们遵循工读互助主义的学说,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一类小团体,过起“共产的生活”,并希望把工读互助团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然而,这种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好景不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组织都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

    与实践“工读互助”相类似,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也在中国进行“新村”试验。同工读互助团的命运一样,这些中国的“新村”也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和“新村”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们,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许多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的青年开始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3]。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一批进步青年认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谬误,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5]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6]。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7]。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8]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9]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译,意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他作为天津学生的代表,两次进京请愿,与北京学生一起进行斗争。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同样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了分化,其成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1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11],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2]。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3]。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注:

    [1]《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2]《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3]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5]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6]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7]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

    [8]《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9]《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1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11]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英国,它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

    [1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此外,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俞秀松还提出,可先在上海组建一个“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新知识,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劳动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发现建党的骨干。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1]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个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2]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分乘两辆汽车,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觉悟社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言。李大钊认为各团体有表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指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进行联合的行动。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合成“改造联盟”,并制定联盟的宣言和约章,促进各进步团体的协调和统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党组织吸收一批新的成员。内部分工是:李大钊负总责,并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陈德荣编辑并发行《劳动音》周刊;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北京党组织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开展。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隆⒄盘?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为了发动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早在1920年春,武汉的先进分子就深入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成立会议的人除刘伯垂外,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到党正式成立前,参加武汉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3];同时通告说陈独秀已在国内开始建党活动。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4]。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5]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个宣言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如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广州有《广东群报》,长沙有俄罗斯研究会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与此同时,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时,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把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放在重要地位。北京的党组织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党组织在小沙渡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分别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它们从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着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注意培养工人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号召工人积极团结和组织起来。《劳动界》发表文章指出:工人是替世界上谋幸福的人,“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人,竟被资本家压迫了!真是可恼!我们此时应当要去抵抗他,我们此时就应该要有团体。但是团体,不是挂块招牌就是团体,必须以公共集合的团体,做公共的事情”[6]。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人》刊物,并同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工人建立联系。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给上海机器工会来信表示支持。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并创办《友世画报》对工人进行宣传。画报的主笔和投稿人都是印刷工人。

    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的口号。长沙、济南、广州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建立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工作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后来他们被送到苏维埃俄国留学。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它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努力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后来,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旅欧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他们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注:

    [1]维经斯基(1893―1953),俄国人,俄文原名Г.Н.Войтинский,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1920年4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2]《晨报》,1920年1月26日。

    [3]《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4]《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6]《劳工组织团体的重要》(沈玄庐讲演),《劳动界》第20册,1920年12月26日。  

    四、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的召开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2]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3]。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党纲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大会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在中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续探索来解决。

    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则又一次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介绍和传播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各种新方案。他们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4]。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发起的地位,这与两个城市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同时,与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和帮助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做“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杨??公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6]。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注:

    [1]马林(1883-1942),荷兰人,原名Hendricus-Sneevliet,在华化名孙铎。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2]尼克尔斯基(1898-1943),俄国人,俄文原名В.А.Никольский。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

    [3]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4]《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5]此为毛泽东在1921年1月2日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的发言。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6]《吴玉章谈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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