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我们几个野战军〔76〕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77〕,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17〕,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56〕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18〕。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现在我们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三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事实说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困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

    同志们一定要问,多久才能胜利呢?任弼时同志的报告〔78〕指出,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三五年一定胜利,大家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胜利确定了,惊的是还得三五年,实在挨不过。要晓得三五年并不算长,而且还要力争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全世界才二十万万人口,我们的胜利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二十几年,还不满三十岁,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能成功,真是很幸福很好的了。

    说到三五年内就要胜利的条件是不犯错误,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心领导下,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打得很好,我们的军事力量继续在发展,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就可以同国民党军队平衡,现在质量上已经高过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敌人有了失败的经验,更狡猾了。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只要能够保持每月歼敌八个旅,十万人,一年总共达到第一年的标准即九十七个旅,一百一十二万人,敌人非失败不可。今后,我们要更加机动灵活,精细地寻求战机。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奔袭敌人。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远道去打击敌人。

    二、土改问题。在全国土地会议〔79〕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土地会议以后,这种严重的倾向性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大体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拿新区来说,个别地区土改有成绩,但总的是做得不大好的。

    三、整党问题。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因此,为着克服这些现象,非整党不可。如果不整,党确实要腐朽。凡是经过整党的,不论抵抗土改,贪污胜利果实,或背着山头包袱的人,绝大部分都能挽救过来。但整党要整得对,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只要没有丧失起码的共产党员资格的人,都要挽救,都有办法挽救。像土改要有正确政策一样,整党也要有正确方法。全党同志都应该接受整党,谁也不能强调特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只是轻重大小不同,因此,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这是整党的严肃性。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毛主席指示正确,我们如果搞自由主义,处处违反,还是要失败的。经过整党,我们的意志统一了,中央的路线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战斗力增强了,人民解放事业才能成功。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在苏维埃后期〔80〕,敌人的封锁很严重,盐卖到一块钱一钱。但我们的政策也有错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我们进到中原时,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自食其果。很多同志把原因推到战争身上,说工商业者关门是被敌人抢劫了,很少有人觉得是自己搞糟了。真实的原因找不出来,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81〕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右的倾向,表现在有的人搞土改不积极,一看见中央提出要讲政策策略,就以为有根据了,说慢慢来吧,我也讲些策略。有的人对整党熟视无睹,强调我这里特殊,我有我的山头,你就不能照顾一下?整党是严肃的事情,不能拿什么山头、过去的熟人或私人关系来原谅,搞那些封建的东西。争取教育是整党的方针,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任何犯错误的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今天的整党中,不论是思想、成份不纯,贪污腐化,作风不好,违反纪律,对战争厌倦,怕过长江吃苦头等等,都要从思想上好好整一整。最近,恐美病似乎有发展。有的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元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82〕,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鲁迅先生常常骂的奴才相,共产党员是不能有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83〕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这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84〕,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85〕。这十六个字,通俗易懂。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前一阶段土改中一般是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丢开了,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里面实际上又只是贫农团专政。所谓贫雇农路线,是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应该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什么叫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新区土改要点》指出,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

    再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标 签:
  • 邓小平,政治工作,群众运动,干部问题,土改情况
( 网站编辑: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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