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注释

    〔1〕大革命 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第2、87页

    〔2〕托派,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第2页

    〔3〕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第8、70、89、119页

    〔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第10页

    〔5〕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第10页

    〔6〕党团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13、73页

    〔7〕联办 是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简称,一九四○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联办撤销。――第13、35页

    〔8〕救亡室 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革室(即民族革命室),有的地方称救国堂。――第19、26页

    〔9〕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第21、37、83页

    〔10〕布尔什维克 是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第21、87页

    〔11〕“东亚新秩序” 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第23页

    〔12〕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三四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24、339页

    〔13〕见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第24页

    〔14〕这里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是指八路军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对一九三八年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修订,全文载于一九四○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正式颁发。――第25页

    〔15〕《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6页

    〔16〕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0、135、154、323页

    〔17〕中央苏区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30、65、97、343页

    〔18〕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第30、97、163、185、345页

    〔19〕三民主义 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第31页

    〔20〕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第31页

    〔21〕阳明堡火烧飞机 指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本侵略军飞机场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第三营,在第一、第二营的配合和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秘密渡过滹沱河进入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歼灭日军百余人。――第33页

    〔22〕正太线,是石太铁路的旧称。筹建时拟从河北正定柳林堡筑至山西太原,开工时改为从河北石家庄筑至太原。――第33页

    〔23〕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先后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广阳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军的两个师团沿正太路西进,企图与同蒲路的日军会攻太原。三八六旅一部于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在七亘村设伏,袭击日军第二十师团的辎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随后于十一月二日在黄崖底伏击日军第一○九师团的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第三八六旅在七六九团配合下,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阳地区伏击歼灭近千名日军后,再次在广阳以东地区设伏,歼敌二百五十余人。――第34页

    〔24〕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军为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调集步骑兵五千余人,由山西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分六路围攻在寿阳东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第七六九团等部在外线袭击敌人。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日军被迫于二十六日撤退。此役毙伤敌七百余人,为建立晋冀豫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第34页

    〔25〕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本侵略军为解除其后方的威胁,集中三万余人的兵力,自同蒲铁路线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铁路线上的邢台,正太铁路线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和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日军一路,以一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的作战方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除三路日军深入晋东南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止。四月十六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抓住战机,转入内线,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两千二百余人,各路日军闻讯后纷纷回撤。至四月二十七日,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第34页

    〔26〕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军第一○八师团沿邯(郸)长(治)公路西犯,企图配合沿同蒲路南下之第二十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国民党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进至襄垣东南地区,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之敌。十六日,先以一部袭击敌重要兵站基地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然后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援敌,共歼日军一千五百余人。三十一日,又在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日军辎重车队,歼灭日军四百余人,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邯长大道上的这两次伏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和钳制了日军,支援了晋西、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第34页

    〔27〕道清路 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线。――第34页

    〔28〕徐州会战 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徐州会战后,日军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起开始会攻武汉。八月,日军沿长江两岸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进武汉,先后共投入兵力三十五万人。中国军队先后共投入兵力一百一十万人,并在武汉外围的若干战略要地,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住日军前进,武汉被日军包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第34页

    〔29〕维持会 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第34页

    〔30〕会门 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第34、55页

    〔31〕这里的自卫团、联庄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在各乡镇组织的武装,有的地区称民团。――第34、55页

    〔32〕抗日战争期间,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将一部分降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其任务是协助日本侵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34页

    〔33〕“治安肃正”计划是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三月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第35页

    〔34〕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35页

    〔35〕“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第35页

    〔36〕白晋战役 指一九四○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名,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第35页

    〔37〕百团大战 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第35页

    〔38〕冀南钞票(简称冀钞)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第36、84页

    〔39〕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八路军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而实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八路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对冀南、太行等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第36页

    〔40〕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山西军阀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十二月八日至二十六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这些反共事件统称为十二月事变。――第36页

    〔41〕黎城会议 指一九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第36页

    〔42〕所谓“治安强化”,是日本侵略者在“治安肃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力战”的措施。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在游击区建立伪军,加强控制,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第37、56页

    〔4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占领区,摧毁、缩小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公路、沟墙等,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切断联系,严加封锁。这些公路、沟墙等纵横交错,形如网状,被称作格子网。――第37页

    〔44〕这里的军分会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第37页

    〔45〕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侵华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里说的冀南根据地变质,即指此。――第37、69页

    〔46〕晋冀鲁豫 边区政府,参见本书注〔7〕。――第37页

    〔47〕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山西黎城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的数百名道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占领县城,推翻抗日政府,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中共黎城县委、黎城县政府当即领导抗日军民平定了这一叛乱。――第38页

    〔48〕一九四二年春,平汉铁路线上的日本侵略军策划对冀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破坏当地的春耕生产。为了配合日本侵略军的行动,少数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暗中活动,预谋于四月十一日在沙河县柴关村集合,并裹挟受骗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当地的抗日政府迅速破获此案,将首犯就地正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残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第38页

    〔49〕太平洋战争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第39页

    〔50〕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第41、57、57、68、74、79、109、109、127、149、169、172、186、189、344页

    〔51〕所谓总力战,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第43页

    〔5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纠正和防止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决定”对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各组织的行动步调,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第43页

    〔53〕八股文 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第48、88页

    〔54〕“灌仓计划” 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一种抢粮计划。所谓“灌仓”,即打着代为保管的幌子,强迫占领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将自己收获的粮食放进设置在日军据点附近的仓库里。其目的是解决侵华日军的粮食需求和防止粮食流入抗日根据地。――第56页

    〔55〕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刊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64页

    〔56〕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结果,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65、97页

    〔57〕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第68页

    〔58〕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第69页

    〔59〕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务农。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了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第80页

    〔60〕统一累进税 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这里的“统一累进税”办法指《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第83页

    〔61〕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84页

    〔62〕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彭德怀的电报。原文是:“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第85页

    〔63〕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第86、151、345页^^^^

    〔64〕三次大的革命战争 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第87页

    〔65〕陈独秀机会主义 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第87、342页

    〔66〕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87页

    〔67〕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87、338页

    〔68〕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88、153、263、298、338页

    〔69〕这里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陷前后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后。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实行正面进攻,国民党军不断南退。为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大量发展党员和建立健全党组织,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第89页

    〔70〕湖西地区 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历史冤案,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第90页

    〔71〕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90页

    〔72〕学委 是当时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的简称。中共中央有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党政军直属系统有分区学习委员会,以下各级有学习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整风学习。这里指北方局党校学习委员会。――第93页

    〔73〕陈指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谢指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这里所说的陈谢兵团指向中原挺进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下辖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及第三十八军、第二十二旅。――第94页

    〔74〕山东大军 指当时在山东同国民党军作战的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力。该部受命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陈赓、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江、淮、河、汉地区,进行一系列重大战役。――第94页

    〔75〕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95、119、162页

    〔76〕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六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八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的陈谢集团。这三路大军自一九四七年六月起先后挺进大别山、豫皖苏边区和豫陕鄂边区,实行战略展开,在中原战场上形成“品”字形的有利态势。――第96页

    〔77〕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 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常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第97页

    〔78〕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里所说的报告,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任弼时选集》。――第100页

    〔79〕全国土地会议 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反对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推动了各解放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第101页

    〔80〕苏维埃后期 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即自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至遵义会议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第102页

    〔81〕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曾开展错误的“大肃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第103页

    〔82〕见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第104页^^^^

    〔83〕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政策。会议作出决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第104页

    〔84〕《新区土改要点》即《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4页

    〔85〕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第105、111页。

    〔86〕这个指示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127页

    〔87〕桂系 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地方军阀。一九三八年后,桂系将领李宗仁、廖磊、李品仙曾先后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111页

    〔88〕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等职,所部驻守河南。――第111页

    〔89〕“不但如此……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这是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加写的。――第115页

    〔90〕“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加写的。――第116页

    〔91〕“总体战”是国民党为挽救败局,在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推行的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在政治上加强“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在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国民党的总体战略在各战场实行不久,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所打破。――第117页

    〔92〕襄樊作战 指襄樊战役。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进行豫东战役,国民党军抽调兵力北援豫东后,汉水流域中段襄阳、樊城等地守备薄弱。七月二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主力在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发起襄樊战役,经过十四天激战,歼敌二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解放了光化、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第126页

    〔93〕中原局 六月六日指示即本书《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第127页

    〔94〕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攻克国民党军据守的河南省省会开封。为保持战场主动权,人民解放军于二十六日撤出开封。在攻占开封期间,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的官兵一律予以宽待;对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属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文化机关人员,都要求他们安心照常供职,并负责保护各机关的资产和文件,凡不持枪抵抗者,一律不加俘虏、逮捕,有功者一律优待。对其他学校、教堂、医院和一切私人工厂、商店、住宅一律给予保护。这些政策措施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肯定。――第127页

    〔95〕双减 即减租减息。参见本书注〔50〕。――第128页

    〔96〕京沪杭战役 又称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六月二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战役经过参见本书《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一文。――第130页

    〔97〕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当时,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已开始进行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为争取这次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曾数度推迟渡江的时间。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双方代表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夜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第130页

    〔98〕粟裕(一九○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第132页

    〔99〕张震,一九一四年生,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第132页

    〔100〕两浦 指浦口、浦镇。――第132页

    〔101〕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一九四九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第132、319页

    〔102〕京沪杭战役第一阶段中关于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的使用方向,总前委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曾提议以第四兵团东进芜湖地区接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加入攻取南京的作战,第三、第五兵团主力挺进浙赣线。中央军委同意了上述建议。在战役实施过程中,由于敌情变化,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的主力全部进至浙赣铁路及以南地区。――第133页

    〔103〕总前委 指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总前委负责领导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淮海战役结束后,奉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二月的指示,继续行使领导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第133页

    〔104〕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依据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就是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外交政策一面倒,即外交政策一边倒。――第134页

    〔105〕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内战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和平谈判。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同意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四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经过谈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四月二十日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第135页

    〔106〕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35页

    〔107〕辽沈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第138页

    〔108〕淮海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第138页

    〔109〕平津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驻守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138页

    〔110〕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第139页^^^^

    〔111〕“四面八方”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照顾到四对矛盾的八个方面,所以有这个称呼。――第140页

    〔112〕中央系,这里指蒋介石在贵州省安插和培植的势力。――第141页

    〔113〕共同纲领 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142、156、162页

    〔114〕王家烈(一八九三――一九六六),贵州桐梓人。曾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是贵州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贵州后,他被调离贵州。一九四九年七月被委任为国民党政府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未到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第142页

    〔115〕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第142页

    〔116〕各界代表会议 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负责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142、173页

    〔117〕中央局,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第143页

    〔118〕这里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创刊,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停刊。――第146页

    〔119〕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一九五○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第147页

    〔120〕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原文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第148页

    〔121〕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第148、194页

    〔122〕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第149页

    〔123〕土改 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49、169、172、186、189、288、295页

    〔124〕见《礼记?大学》。原文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第149页

    〔125〕这里指一九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第151页

    〔126〕七大 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151、212、258、263、339页

    〔127〕三查三整 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第151页

    〔128〕把头制 又称把持制,是旧中国雇佣关系中具有封建垄断性的一种中间剥削制度。封建把头多为帮会头子或地痞流氓,他们与地方官府勾结,在某些行业中把持一方,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国民党特务势力亦曾操纵和利用封建把头为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废除了把头制。――第153页

    〔129〕供给制 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159页

    〔130〕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大都分为若干支系,各支系又都有自己的称谓。这里的数字包括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目前云南省内经过识别归系后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二十五个。――第161页

    〔131〕西康,旧省名。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年十月解放,随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第162、189页

    〔132〕一九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第162页

    〔133〕指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第165页

    〔134〕一九四二年四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九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第165页

    〔135〕“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第165页

    〔136〕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废土司制,设县治理。辛亥革命后,康东地区部分土司复辟,虽保留县制,但形同虚设。一九三九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实行设县治理。――第165页

    〔137〕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唐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五○年四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第166页

    〔13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曾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改建为自治县、民族乡或一般的县和乡;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专员公署、区公所。――第166页

    〔139〕这里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指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第170页

    〔140〕段君毅、蔡树藩、张霖之、于江震――第172页

    〔141〕党的二中全会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第172页

    〔142〕退押 即退还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但是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往往以种种借口不肯退还押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第172、186、189页

    〔143〕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第173页

    〔144〕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第174页

    〔145〕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第174页

    〔146〕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第175页

    〔147〕这里的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182、189、288、295页

    〔148〕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当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发展和深入的形势,号召全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更加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提出了一九五一年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采取的不够积极的态度。――第184页

    〔149〕“双十二”事变 指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185页

    〔150〕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然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持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第185、189、195页

    〔151〕《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联合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呼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用积极行动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重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撤军的主张。郑重声明: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第185页

    〔152〕三大因素 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正确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通常被称为三大法宝。――第186页

    〔153〕周兴(一九○五――一九七五),江西永丰人。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检察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第191页

    〔154〕财委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负责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这里的四办、三办、二办、一办,是它下设的办事机构,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办公厅的简称。――第194页

    〔155〕大区 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194页

    〔156〕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197、199、201页

    〔157〕三中全会 指一九五○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201页

    〔158〕《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对党的内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决议”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为此作出了党的高级干部应遵守的六条规定。“决议”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第201页

    〔159〕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七日,刘少奇到天津巡视,其间作了多次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要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关系、城乡关系,组织好工人阶级队伍,转变农村工作方式,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讲话批评了当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左”倾情绪,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第205页

    〔160〕从一九四八年起,华北、东北的中共党组织陆续提出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主张暂缓解决,以利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206页

    〔161〕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党员条件部分,曾讲到“以前的革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里面的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蒋介石打倒了,把土地改革完成了”。同年五月五日正式印发的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删去了讲党员条件的部分,这段话也就随之删去了。根据刘少奇这个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保留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提法。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后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致书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与刘少奇、安子文经过商讨,同意改正这一提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第206页

    〔162〕这里的文委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简称。――第210页

    〔163〕郭老 指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211页

    〔164〕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第215页

    〔165〕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第217页

    〔166〕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当时我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取消了报酬,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220页

    〔167〕肃反运动 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第220页

    〔168〕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第227页

    〔169〕见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第230页

    〔170〕关于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问题,一九八○年八月,中共中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邓小平提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企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要求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第231页

    〔171〕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第234页

    〔172〕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第237页

    〔17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57、261、270、300、347页

    〔174〕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263、342页

    〔175〕“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266页

    〔176〕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3、789页)。――第272页

    〔177〕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第272页

    〔178〕“大民主”、“小民主”是一种讽刺性的用语,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加以援引和解释。他批评了一种人主张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错误观点。同时讲话中也用大民主来表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这里所说的“大民主”,是指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下面所说的“要有小民主”,是指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第273页

    〔179〕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第273页

    〔180〕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事件。――第273页

    〔181〕见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第278页

    〔182〕指一九六○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请示的批复。批复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回事。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第283页

    〔183〕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第285页

    〔184〕“共产风” 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内容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公共积累过多,义务劳动过多;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第285页

    〔185〕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时,邓小平提出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妇女工作的长期方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的一致同意和中央政治局的批准。――第294页

    〔186〕三反 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295页

    〔187〕五反 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295页

    〔188〕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7页

    〔189〕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公开发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节选了讲话的第一、二、四、六点。――第297页

    〔190〕一九三五年六月,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不承认在北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并干扰北上方针的实施。南下、北上两种方针,关系革命全局和红军命运,所以红军指战员十分关注。――第300页

    〔191〕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306页

    〔192〕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42页)。――第311页

    〔193〕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会后立即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在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中,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运动。这种由大炼钢铁带起来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推向高潮,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第312页

    〔194〕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第315页

    〔195〕财经小组的报告 指中央财经小组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明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提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三)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这三项决策的具体措施。一九六二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贯彻执行。――第318页

    〔196〕指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次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暂时困难起了积极作用。――第319页

    〔197〕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还提出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320、330页

    〔198〕“五风” 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320页

    〔199〕“五统一” 是六十年代初在我国一些地区农村出现的生产管理的一种形式。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统一分配,在这个前提下,实行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第323页

    〔200〕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当时在某些地区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错误的批判。――第323页

    〔201〕八届十中全会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全会指出全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继续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同时,他也指出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会上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指为一九五八年以后历次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第333页

    〔202〕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指出:“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为此,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集训。其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自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第333页

    〔203〕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第333页

    〔204〕这里指一九五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倡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334页

    〔205〕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曾经以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并说:“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业要为轻、农服务”。――第335页

    〔206〕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它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在社会主义国家,托拉斯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我国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先后试办了烟草、盐业、医药、橡胶、铝业、汽车、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等十二个托拉斯企业。――第336页

    〔207〕这里指一九六○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的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六个中央局。――第336页

    〔208〕六届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338页

    〔209〕王明 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338页

    〔210〕博古 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第338页

    〔211〕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第344页

    〔21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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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政治工作,群众运动,干部问题,土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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