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注释

    〔1〕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1、39、42、121、190、293、330、346页

    〔2〕“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第13、124页

    〔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15、61、217页

    〔4〕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击退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战斗。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渔民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当局军队进行的自卫还击战。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第15页

    〔5〕参见本书注157.――第16、69页

    〔6〕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18、119页

    〔7〕五七指示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第19页

    〔8〕这是毛泽东给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见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24页

    〔9〕三结合这里指在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第26页

    〔10〕“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第27、43、51、244页

    〔11〕三线指三线地区。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第27、28页

    〔12〕工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28、295页

    〔13〕指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国家建设的后腿。――第32页

    〔14〕陈景润,一九三三年生,福建福州人。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对解析数论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研究结果被誉为“陈氏定理”。――第32页

    〔15〕尤金(一八九九――一九六八),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第33页

    〔16〕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36、39页

    〔17〕“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因为林彪等主张就学这三篇文章,要反复背诵,所以形成这个说法。后来又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两篇文章,称“老五篇”。――第36、42页

    〔18〕“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38、126、190、279、297、379页

    〔19〕这是针对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一九七七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提出的批评。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他又不得不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38页

    〔20〕“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总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第38页

    〔21〕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第39页

    〔22〕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第40页

    〔23〕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42、247、309、320、350、393页

    〔24〕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一九七三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任国防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42、122、221、244页

    〔25〕张春桥,一九一七年生,山东巨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等职,与江青组织、领导“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第43、66、85页

    〔26〕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44、115页

    〔27〕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44页

    〔28〕科学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49页

    〔29〕高等学校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来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49页

    〔30〕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一九五六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第52、67、411页

    〔31〕关于高等院校应当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问题,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过。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对教育工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同年九月十四日,他在审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时,在《通知》中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第53页

    〔32〕这是针对当时中小学学制偏短的情况提出的建议。一九七七年普通中小学的学习年限,一般地小学为五年,中学为四年。――第55页

    〔33〕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二月十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第55页

    〔34〕姚文元,一九三二年生,浙江诸暨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第66、85页

    〔35〕“黑线专政”最先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来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用语。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工作。这种颠倒是非的荒谬估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66、207页

    〔36〕参见本书注19.――第66、144、170、243、349、411页

    〔37〕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这篇文章载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67页

    〔38〕七二一指示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第68页

    〔39〕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领导学校工作的工作队。――第69页

    〔40〕十项战斗任务是:(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第72页

    〔41〕九个决定、条例指《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第72页

    〔42〕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第77、127、160页

    〔43〕王洪文(一九三四――一九九二),吉林长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85、192、225、280页

    〔44〕江青(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山东诸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为首组织、领导“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她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第85、296、352页

    〔45〕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第87页

    〔46〕而是学者参见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2页)。――第88页

    〔47〕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第89页

    〔48〕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多次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这个成语作比喻,来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几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第89页

    〔49〕见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第90页

    〔50〕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96页

    〔51〕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一个批示中曾指出,工厂管理人员“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语,见《孟子?尽心下》。――第99页

    〔5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邓小平作这篇讲话的时候,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可能对十一大的作用作这样两个方面的分析。――第100、135、183、275、308、414页

    〔53〕“三老四严”是大庆油田职工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口号。“三老”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指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第104页

    〔54〕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第106页

    〔55〕见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页)。――第107页

    〔56〕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十日,他在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篇讲话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112、305页

    〔57〕王明“左”倾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第115页

    〔58〕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第115页

    〔59〕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第116页

    〔60〕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第116页

    〔61〕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第116页

    〔62〕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第116页

    〔63〕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第117页

    〔64〕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第117页

    〔65〕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第117页

    〔66〕党的三大作风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第117、165、389页

    〔67〕见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第117页

    〔68〕见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第117页

    〔69〕引自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第117页

    〔70〕韦国清(一九一三――一九八九),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18页

    〔7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127页

    〔72〕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举行。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前的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中国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34页

    〔73〕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总结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总结了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第134页

    〔74〕“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145、244、364页

    〔75〕见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新的译文是:“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1页)。――第151页

    〔76〕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双方确认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第155、247页

    〔77〕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第156、249、277、296、314、316、346、380页

    〔78〕定息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私股股额付给资本家固定的股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157、186页

    〔79〕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第157页

    〔80〕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第一个文件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公布实行。第二个文件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第160、246页

    〔81〕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第160、247、284页

    〔82〕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全国解放初期的调整,是为了恢复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一九五○年上半年,通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得到稳定。从一九五○年六月起,开始调整私营工商业。通过国家计划领导,加工订货,发放贷款,调整税收、工资、价格等措施,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是在“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等措施,初步调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第161页

    〔83〕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162、198、293、320、354、381、385、414页

    〔84〕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九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62、225、247、280、320页

    〔85〕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第170页

    〔86〕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第178页

    〔87〕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它修正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设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条文。――第189页

    〔88〕指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190页

    〔89〕方毅,一九一六年生,福建厦门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第196页

    〔90〕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邓小平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二日在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发。――第205页

    〔91〕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第211页

    〔92〕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第214页

    〔93〕“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并进行违法活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第217、233、252、279页

    〔94〕指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切实解决上访问题》和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对待上访问题》。――第228页

    〔95〕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一九六○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随后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以及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等困难,在一九六二年初仍然很严重。同年二月,中共中央同意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当时财政经济情况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意见,决定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大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贯彻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艰巨的思想、组织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很大的困难。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向职工和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宣传要点,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宣讲,动员群众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史上的这个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第229页

    〔96〕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239、303、383、389页

    〔97〕阿富汗事件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开始的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第240页

    〔98〕伊朗问题指一九七九年十月美国同意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去美,伊朗学生于同年十一月扣押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作人质,要求美国将巴列维送回伊朗受审和归还伊朗在美资产而引起的伊美关系危机。――第240页

    〔99〕越南问题指七十年代末期越南当局的反华、排华和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第240页

    〔100〕中东问题指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所引起的中东复杂的矛盾,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这个战略要地的角逐。――第240页

    〔101〕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指这一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243、277、294、380、390页

    〔10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44、414页

    〔103〕“三不主义”指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参见本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第144页)。――第244页

    〔104〕“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句,本书第一版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现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二月出版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单行本排印,恢复作者当时的提法。――第247页

    〔105〕党的四大即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初步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决议案,为群众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第267页

    〔106〕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第269、304、414页

    〔107〕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278、293页

    〔108〕徐向前(一九○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第289、320页

    〔109〕三次“左”倾路线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292页

    〔110〕指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的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第293、330页

    〔111〕指“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的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第293页

    〔11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93、330页

    〔113〕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93页

    〔114〕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第293页

    〔115〕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93、330页

    〔116〕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293页

    〔117〕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与高岗一起,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293页

    〔118〕三大改造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294页

    〔119〕两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第295、380页

    〔120〕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接连在庐山召开,通称庐山会议。――第295页

    〔121〕农业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是指当时的生产队,一九六一年起改称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第295页

    〔122〕人民公社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295页

    〔123〕七千人大会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295页

    〔124〕北戴河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会议期间,毛泽东着重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一再强调我们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第295页

    〔125〕“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295页

    〔126〕两个文艺批示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的批示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批示说: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中问题不少;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这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第296页

    〔127〕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写进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并广为宣扬。他们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第298页

    〔128〕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300页

    〔129〕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上半年,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首先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反AB团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第301页

    〔130〕这是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针对当时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第301页

    〔131〕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恢复名誉。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给予彻底平反。――第301页

    〔132〕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他在邓小平主持下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02、413页

    〔133〕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和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过,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第303页

    〔134〕黄克诚(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永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303、379页

    〔135〕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第303页

    〔136〕参见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页)。――第304页

    〔137〕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第305、375页

    〔138〕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305、375页

    〔139〕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分别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九八○年五月、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八○年十月专门发出文件给他们彻底平反。――第307页

    〔140〕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第307页

    〔141〕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并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309页

    〔142〕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320、350、383页

    〔143〕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14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145〕陈永贵(一九一四――一九八六),山西昔阳人。曾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146〕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参见本书注57.――第330页

    〔147〕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纠正这方面的问题。到了一九五七年秋天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开始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出批评。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和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使党内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第330页

    〔148〕这一段,在本书出第一版时未收入,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文时,按照原记录补全。现根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版本排印。――第340页

    〔149〕指赫鲁晓夫在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第347页

    〔150〕慈禧即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八),清咸丰皇帝的妃子,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第352页

    〔151〕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和一九八○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第363页

    〔152〕里根,一九一一年生,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任美国总统。――第375页

    〔153〕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第375页

    〔154〕《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第375页

    〔155〕布什,一九二四年生,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任美国总统。――第375页

    〔156〕中央四位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第379页

    〔157〕“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第381页

    〔158〕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第382、395、408页

    〔159〕刘澜波(一九○四――一九八二),辽宁凤城人。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第384页

    〔160〕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他指出,干部年轻化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带有方针性质的问题。干部中经常要有新的血液,要有新的接班人,要让比较年轻一点的、政治思想好的共产主义者来接班。――第385页

    〔161〕这里指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和《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两文中提出的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几条意见,其主要精神是:从现在起,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而且多数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他们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第400页

    〔162〕“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402页

    〔163〕“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402页

    〔164〕肥乡发生的事件指一九八二年一月河北省肥乡县一些帮派思想严重和怀有个人野心的人纠合在一起,利用县党代会选举县委领导班子的时机,进行秘密串连活动,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手法,把坚持中央路线的县委书记搞下台,另选一个帮派班子担任领导的事件。后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处理。――第404页

    〔165〕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九月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起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第406页

    〔166〕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第408页

    〔167〕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第408页

    〔168〕一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由西北野战军整编而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第一野战军所属部队划归西北军区建制。――第410页

    〔169〕三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华东野战军整编而成,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划归华东军区建制。――第410页

    〔170〕陈丕显,一九一六年生,福建上杭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第411页

    〔171〕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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