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17〕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71〕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126〕,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127〕。接着对马法五〔128〕、高树勋〔129〕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130〕。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131〕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132〕、陈再道〔133〕、陈赓〔134〕等。那时宋任穷〔135〕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136〕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137〕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138〕,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139〕、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140〕,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141〕,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142〕、张才千〔143〕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108〕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144〕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145〕。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18〕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146〕、杜义德〔147〕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148〕、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149〕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150〕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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