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1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重要发言。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254页

    〔3〕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6页

    〔4〕章蕴,一九○五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她曾代表中纪委到上海、福建等地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第7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李先念致闭幕词;叶剑英、陈云作重要发言。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9、28、70、98、143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9页

    〔7〕“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9、81、264、298页

    〔8〕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九月十九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10、39页

    〔9〕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10、27、81、115、124、134、157、202、223、264、266、269、288、305页

    〔10〕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同她会见时作了重要谈话。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一九八三年三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四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一九九七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十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一九九七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一九八四年四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

    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一九九七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一九八四年四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邓小平会见他时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七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一九九七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进驻香港,二○○○年一月一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的表述。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第12页

    〔11〕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一千零七十六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七十九点七七平方公里,九龙面积十一点七平方公里,新界面积九百八十四点五三平方公里。据一九九二年底统计,香港总人口为五百九十万。香港地区在英国占领之前,隶属中国广东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今深圳市)管辖。――第12页

    〔12〕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安徽合肥人。晚清军政重臣。一八七○年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曾代表清政府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12页

    〔13〕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17页

    〔1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19、70、96、283、328、353、360、363页

    〔15〕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南南合作。――第20、56、96页

    〔16〕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称南北问题。――第20、56、96、105、233、281、328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称中原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第25、336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在山东的八路军一部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进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一部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归华东军区建制。――第25、341页

    〔19〕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第31、102页

    〔20〕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她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深切希望台湾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献计献策,共商国是。――第31页

    〔21〕指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浙江奉化人。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总裁,国民党政府总统。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蒋介石的长子,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一九七八年当选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第31、60、86页

    〔22〕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一九八○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一九八三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33页

    〔23〕指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阐明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指出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并对整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第36页

    〔24〕“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7页

    〔25〕《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共十二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第39页

    〔26〕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决议形成以前和以后,理论界围绕上述问题作了一些讨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第39、174、272页

    〔27〕“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45、145页

    〔28〕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3―514页)。――第47页

    〔29〕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当年八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一九八四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建设上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予以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一九八五年以前,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一九八六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我国现有的五个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第51、133、239、366、370页

    〔30〕自由港又称“自由口岸”,是设在一国国境之内、海关管理关卡以外的允许外国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进出港区的货物免征关税,准许在港区内进行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售等业务活动。只有当货物转移到自由港所在国的课税地区时,才需缴纳关税。自由工业区、自由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都具有类似自由港的功能。――第52页

    〔31〕百色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右江地区百色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军政治委员。十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一九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年十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整编为红七军,经转战桂湘粤赣边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第54页

    〔3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殖民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第60、62、90、205、219、227、292页

    〔33〕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建议。这十四个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第65、84、239页

    〔34〕指中英两国政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于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十二月十九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协议还就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第72、101页

    〔35〕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78、81、83、95、108、131、142页

    〔36〕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期间,为实现“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紧迫任务,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对交通、工业、农业、军队以及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整顿措施。通过整顿,铁路运输堵塞不畅的状况迅速改观;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军队建设得到加强;“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文教、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同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整顿中断,各方面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第81页

    〔37〕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一九二五年生,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曾两次以首相身份访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华时同中国政府总理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84页

    〔38〕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第86、170页

    〔39〕《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第86、170页

    〔40〕明成祖即朱棣(一三六○――一四二四),明朝第三代皇帝。一四○二年至一四二四年在位。年号“永乐”。――第90页

    〔41〕郑和(一三七一――一四三三),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明初入宫,后任内官监太监。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间,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出使亚非各国,遍访东南亚、印度洋及红海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史称郑和下西洋(明代称今文莱以西海域为西洋)。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第90页

    〔42〕康指清朝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乾指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宁波等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活动,而日趋保守的清政府仅从消极方面采取防范措施,于一七五七年关闭广州以外各沿海口岸,并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第90页

    〔43〕这里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第91、371页

    〔44〕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92、153、296、309、319页

    〔45〕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97、169页

    〔46〕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一九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第100页

    〔47〕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00页

    〔48〕这里指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四个城市设置的经济特区和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行政区。一九八五年后,陆续又有一些沿海城市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第103页

    〔49〕大平正芳(一九一○――一九八○),日本自由民主党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初步构想。――第105页

    〔50〕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110页

    〔5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15、136、227页

    〔52〕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建国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15页

    〔53〕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15页

    〔54〕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在农业生产上片面追求高指标,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第115、136、173、227、234、237、253、377页

    〔55〕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第115、136、234、253、374页

    〔56〕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22页

    〔57〕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八二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一九八八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26、316页

    〔58〕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第127页

    〔59〕“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六十年代中期,为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国防尖端项目要搬到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有的还要进山洞。――第127页

    〔60〕“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第138、367、373页

    〔6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该书收入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一九八七年三月又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重要讲话和谈话。――第139页

    〔62〕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第139页

    〔63〕指杨小民故意杀人一案。杨小民是前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之子。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蓄意将待业青年王强杀害。后因杨小民案重罪轻判,久拖不改,死者亲属不服,多次上诉,均无效果。一九八五年七月,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依法判处杨小民死刑。――第152页

    〔64〕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这些款项以机关生产名义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大量贪污,进行贿赂,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请中央批准,依法律手续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第153页

    〔65〕指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和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第154页

    〔66〕指以荣毅仁及其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他的父辈创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无锡、上海等地从经营钱庄等商业活动开始,继而投资兴办面粉厂、纺织厂、机械厂等工业企业,先后建立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成为旧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六年,荣家在大陆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161页

    〔67〕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的讲话要点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第167页

    〔68〕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些行动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第167页

    〔69〕麦克阿瑟(一八八○――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其间,于一九五○年六月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撤职。――第169页

    〔70〕这里指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和建造的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高技术科研工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正式开工,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基本建成,次年十月十六日首次对撞成功。――第184页

    〔71〕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85、336页

    〔72〕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第186页

    〔73〕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第194、198、201、203、204、216页

    〔74〕方励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学生闹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犯有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第194、326页

    〔75〕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5页

    〔76〕周谷城,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一九一○年生,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一九一二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96页

    〔77〕刘宾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6页

    〔78〕六中全会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见本书《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第196、379页

    〔79〕这个讲话即本书《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收入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96页

    〔80〕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197、234、253页

    〔81〕指《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发表的两篇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第197页

    〔82〕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表明了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学生闹事的立场。――第197页

    〔83〕指一九八五年“九一八”前后,由抗议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的北京、西安等地极少数大学生未经申报批准上街游行示威的事件。――第198页

    〔84〕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03、211、235、244、256、258、260、262、296、305、324、345页

    〔85〕见孙中山《致蒋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205页

    〔86〕指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见本书《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第212页

    〔87〕宇都宫德马,一九○六年生。当时任日本国会参议员、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第230页

    〔88〕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234、298、309页

    〔89〕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234、253、309页

    〔90〕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八日曾访问中国。――第236页

    〔91〕一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第237页

    〔92〕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任铁道部长。一九七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38页

    〔93〕一九八八年四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岛为经济特区。邓小平十分关注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第239页

    〔94〕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他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第247页

    〔95〕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第252页

    〔96〕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253、298、309页

    〔97〕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55页

    〔98〕“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老九”。――第275页

    〔99〕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278页

    〔100〕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四月六日,他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月六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第279页

    〔101〕李政道,一九二六年生,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一九七二年后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第280页

    〔102〕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它们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第281、375页

    〔103〕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293页

    〔104〕十九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一八六○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归俄国。这一条约还确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基本走向,为沙俄掠夺中国的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一八六四年,沙俄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沙俄又通过《中俄改订条约》(亦称《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五个子约,再次侵占了中国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第293页

    〔105〕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方面承诺维持外蒙古现状;恢复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则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第293页

    〔106〕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294、329、345页

    〔107〕这里指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越南南方,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一九五九年后,越南南方人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反抗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和美国的干涉。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并于翌年三月出兵南越。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被迫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美军撤出南越。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第294页

    〔108〕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296、341页

    〔109〕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296、311、316、344、348、357、368、371页

    〔110〕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298页

    〔111〕这里说的毛派,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加给邓小平等人的。毛指毛泽东,当时被“左”倾领导者排斥于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之外。一九三三年春,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赞成毛泽东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路线,以及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正确主张,抵制“左”倾错误作法,而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遭到残酷斗争和打击。邓小平先后被撤销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处分。这次错误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第301页

    〔112〕这里指一九八○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的,在八十年代里需要做好的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第305页

    〔113〕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就义。――第309页

    〔114〕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309页

    〔11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年秋,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09页

    〔116〕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第309页

    〔117〕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309页

    〔118〕即本书《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第310页

    〔119〕这里指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315页

    〔120〕指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五、六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316、322页

    〔121〕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316页

    〔122〕这里指《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一九八三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八四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下册。――第317页

    〔123〕这里指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317页

    〔124〕“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318页

    〔125〕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七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横加指责,施加压力,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人民日报》于七月十七日以《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第329、345、348、358页

    〔126〕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336页

    〔127〕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起,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展开自卫反击,进行了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第336页

    〔128〕马法五,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第336页

    〔129〕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336页

    〔130〕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平汉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军区部队围歼。全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第336页

    〔131〕李达(一九○五――一九九三),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第337页

    〔132〕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行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3〕陈再道(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4〕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5〕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所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136〕苏振华(一九一二――一九七九),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137〕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统辖高树勋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337页

    〔138〕王定南(一九一○――一九九○),河南内乡人。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第338页

    〔139〕杨得志,一九一一年生,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38页

    〔140〕彭涛(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江西波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141〕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142〕王宏坤(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桐柏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143〕张才千,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144〕秦基伟,一九一四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341页

    〔145〕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第341页

    〔146〕王近山(一九一五――一九七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147〕杜义德,一九一二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342页

    〔148〕杨勇(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149〕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第342页

    〔150〕宋希濂(一九○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不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五九年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第342页

    〔151〕尼克松,一九一三年生,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在其总统任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一九八九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152〕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积极协助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153〕八国联军是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而发动侵华战争所组成的联军。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第358页

    〔154〕“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借风庆号货轮挑起事端,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难的事件。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同年十月,江青等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风庆轮问题”,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第367页

    〔155〕十三届八中全会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全会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371页

    〔156〕钱学森,一九一一年生。浙江杭州人。一九三五年赴美留学。一九五五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他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运载火箭、导弹、卫星的研制攻关和试验工作,为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157〕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曾任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八年赴欧洲。一九四九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毕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地震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地质力学的创始人,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勘探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158〕钱三强(一九一三――一九九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绍兴。一九三七年赴法国留学。一九四八年回国。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组织“两弹”研制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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