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51〕,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54〕和人民公社〔55〕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60〕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1〕,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62〕,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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