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71〕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长征一开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72〕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别无他途。伯承在一九二四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他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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