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你们比我们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欢迎你第二次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你来访问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16〕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88〕,那个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89〕,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80〕。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54〕,搞人民公社〔55〕,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最近,我们党的总书记辞职,这样的事在你们那里不算一个问题。大概由于我们过去开放不够,一有变化好像就是中国发生大问题了。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很快就解决了。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着重在教育。这是长期的任务,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不搞运动,这也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一切工作照常运转。我们今年秋季召开党的十三大〔84〕,将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现行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中国是稳定的。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有些事情人们难以理解也不奇怪,但我们自己是有清醒估计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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