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细节

2017年08月21日 16:22:38
来源: 中国青年网 作者: 刘仁文

    

    【内容简介】

    《司法的细节》一书汇集了刘仁文教授多年来对中国司法现状和法律制度的观察与研究,围绕如何遏制公权之放纵,提高执法公信力;构筑制度之藩篱,防止冤假错案;审视现实之弊端,杜绝潜规则;思考未来之良法,推动司法改革;探讨正义之精髓,强调法律职业的使命与视野等诸多现实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和评析,尤其针对废止劳教、改革收容教养、减少死刑等广受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与主张,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与情怀。

    在具体事例和典型案件的背后,作者对那些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深入挖掘、条分缕析,用一篇篇短小精悍却见微知著的文字揭示出:正义的实现不光要靠格式化的实体和程序,还要靠贯穿于整个司法中的种种细节;有时,正义恰恰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作者简介】

    刘仁文,湖南隆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学术著译之余,出版有随笔集《法律的灯绳》《死刑的温度》《远游与慎思》等。

    【在线试读】

    拙作《司法的细节》2016年4月面世后,承蒙读者的厚爱,出版社下半年就联系我商量再版的事。我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原来落掉的几篇和新近写就的几篇加进去,同时考虑到书的篇幅已够长,又拿出十几篇,另外,再加一个再版序。就是这个再版序,竟然一拖几个月,转眼北京已是初春了!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至少有20余家纸质媒体报道了该书,或发表书评,或摘发其中内容,或作为推荐书目,这还不包括诸多新媒体。从《北京日报》到《上海书评》到《深圳晚报》,从《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圈内媒体到《南风窗》《财新周刊》等圈外媒体,从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到香港的《凤凰周刊》,我感到欣慰的是,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甚至被贴上不同标签的媒体在强调司法的细节这个问题上似乎达成了共识。刘苏里先生在其书评中曾指出:“《司法的细节》算得上是上乘之作,来得及时。”“上乘之作”不敢当,但他所说的“来得及时”我想正是此书甫一出版就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吧。确实,中国的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叩问细节的时候了。许许多多的公案,领导也好,民众也罢,大家关心的就是真相,而真相离不开细节,发现真相离不开展示细节的一套程序和机制。近些年来相继平反的一系列冤错案件,当初错就错在忽略了细节。

    有意思的是,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时,我发现他也是多次强调了一个“细”字.如,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就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同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又引用“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鼓励青年要把小事当作大事干;2015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践行“三严三实”要落细落小,注重细节小事;同年10月13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他强调基层改革要落准落细落实;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作风建设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其实,早在《之江新语》中他就多次援引古语“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说明“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道理。对照法治领域,这些话也很是令人“心有戚戚焉”。我们都还记得佘祥林案吧,当年负责办理此案的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后升任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卢定成“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当时没搞DNA鉴定”,“因为如果将死者(无名女尸)和张在玉的亲生母亲的DNA一对,情况就会很清楚了”。同样遗憾的是,当公安机关“将办案第一手材料递交到公诉机关后,虽然他们曾经打回重新调查,但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冤案,就因为没有“做于细”而坏了大事,这难道不是“堤溃蚁穴,气泄针芒”么?

    应当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法治领域的落细、抓细,任务是繁重的。聂树斌案平反后,曾有媒体问我如何看待该案的复查工作由河北转至山东,我说,这当然应当予以肯定,河北方面作为原审法院,属于利益相关方,你让他去复查,太难了。这可能也是此案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很长一个时期,司法实践中申诉受理机关就是原审法院或原来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你要求它自己去纠正自己,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最高法和最高检推动的“申诉异地审查”制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好评。类似上述“违反常识”的问题还不少。如我们长期对办案部门实行财政返还制度,即对上缴国家的赃款赃物和违法所得,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办案部门,试想,这怎么能保证办案机关的中立呢?也正因此,我呼吁,必须尽快改变对办案部门实行财政返还这样一种不利于实现司法公平公正的制度,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以确保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利益无涉。

    我曾受邀参加过一个疑难案件的专家论证,律师提到在一审时曾有个证人出庭作证,当场证明起诉书的某项指控与事实不符。我们几个专家就问他:你有什么依据?如果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对此证言不予理睬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位律师满有把握地说,请专家们看我复印给大家的卷宗,里面肯定有记录。结果我们翻遍一大摞的卷宗,就是找不到这个内容。我们问他,这个庭审记录上不是有你的签名么?你当时怎么不仔细看一下呢?这么重要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加进去你完全可以拒绝签名啊。他有点沮丧地说:哎,开完庭书记员拿过来让我看一下,那么多内容,谁去仔细看呢,他们也等得着急,我就习惯性地签名了。此事让我至今难以释怀,从证人不出庭到证人出庭,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果证人出庭作证没有配套的措施(如细化交叉质证规则),以及对法庭判决的必要约束(判决书必须对证人证言作出回应),那证人出庭作证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本案所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我们各个法律职业都要在“细”字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的律师还像过去那样习惯于一些粗线条的工作方式,那很可能正义的机会就从你自己的手中白白地溜走。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常说罚金刑的判决在实践中难以执行。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从总额罚金制改为日额罚金制,即判处的是罚金的天数,再根据不同被告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其每天应交付罚金的数额,这样同罪同判的只是罚金的天数,乘以每个不同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的日额罚金,则经济能力好的人要多交罚金,反之则少交。这种方式既能让每个受处罚的人感受到刑罚的效果(防止富人交罚金少失去威慑力),又能改善罚金刑的执行状况(防止穷人交不起罚金)。不仅如此,法律还作了更细致的安排,如判决后犯人失业了,原来决定的罚金交不起了,怎么办?那又要分情况,比如你的失业是因为自己好吃懒做等原因造成的,那就要折抵刑期去监狱服刑;如果是因为经济危机等原因造成的,那你就可以改作公益劳动,甚至当法庭认为有足够理由时就直接免除。

    最近,坐了23年冤狱的陈满上百万的国家赔偿金被骗,加上此前同样是蒙冤入狱的赵作海也被骗国家赔偿金,引发人们对从监狱出来的人如何适应社会的关注。对此,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参观德国监狱的一些记忆。为了让犯人顺利回归社会,他们会把他在出狱前的一段时间安排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里,这段时间他白天可以出去找工作,但晚上得回来;由于犯人在监狱内大多习得手艺或取得文凭,加上出去后有多种非政府组织帮助,所以一般都会找到一个工作。而且,犯人在监狱期间的劳动所得,狱方会为每个犯人开设一个账号,每月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存在上面,以便出狱后不会因一时没找到工作而发生生活困难。另外,他们的监狱也不像我们放到偏远地区,而是就在市内,这样便于犯人家属和各种社会组织去探望,使其尽量和社会保持接触。

    说到德国监狱,又想起德国的犯人因为洗澡这事儿和监狱多次对簿公堂的两个案例。简单地说,在2015年的一个判决中,德国哈姆高等法院驳回了一名犯人提出的每日一澡的请求,理由是:“每天冲澡也不能被视为身体舒适的必然条件,甚至有媒体引证皮肤病专家的意见,警告过多洗澡带来的坏处。”但在2016年的另一个判决中,法院又“基于有期徒刑的服刑生活应当与日常生活相近似的原则,并且避免犯人疏于清洁带来的疾病风险”,认定犯人应当每周至少有四次用热水清洁身体的机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法院的判决都以理服人,于法有据,其条分缕析,令人击节。当一个国家法治的触角能深入到监狱的此等角落,根据“木桶定律”,我们就有理由对其整个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和司法的精细化程度抱有信心。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初版之所以被认为“来得及时”,可能与当时社会上正好发生几起引人关注的热点案件也有关系。但现代社会太快了,昨天的热点很快就被今天的热点所取代。希望本书所讨论的主题不要像某些社会热点一样转瞬即逝,因为中国司法细节的完善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刘仁文

    2017年3月5日凌晨于北京西郊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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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孙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