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由隽永向理性煮文鬻字

2017年09月13日 09:00:00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吴艳红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这是《荷花淀》中的对白。《荷花淀》如一首隽永的叙事诗,文字简洁留白,气韵生动,余味无穷。这样的文字理应出自感性而浪漫的具有诗人般气质的年轻作家,这正是青年孙犁的文字。孙犁是个真诚的作家,他的文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他浪漫而多感,含蓄而深情,尽管他老年的文字理性、平淡,他的多愁善感仍找得到踪迹。如他在《题〈蒿里遗珍拾补〉》中说:“在一张‘地券’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记述:这个砖券,在水灾后冲出,一个农民拾到,想叫人看看卖了,后来一想,怕人说是‘盗墓’(他深知这是大罪过),又反悔了,‘放回原处’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朴实农民的心理写照,看过后有久违之感。”行文至末,他又叹道:“看一本破书,引起没用的感慨,非读书之原意也。此所谓多愁善感欤?”

    又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衣上,他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这样隽永而深情的句子,必定出自温柔而多情的人!

   孙犁早年写了大量的诗化小说,塑造了“水生嫂”等艺术形象。如同沈从文后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张爱玲后期从小说创作转向研究、考据与译注,孙犁晚年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阅读史籍与写作读史笔记上。除了时代原因,与个人的阅历和志趣不无关系。

    孙犁在《我的史部书》中说:“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又说:“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这说明孙犁的文风从早年的恬淡、隽永向晚年的理性、平淡转变,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不是不再相信人间的纯美与真情,而是面对烦难世事,主动在史书里寻求答案。

    孙犁在《读〈旧唐书〉记》中借文人之命运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世事变迁,桑榆晚景,抚今追昔,他不免感叹: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每每读这段话,都会感叹孙犁的善良和不谙世事。内心有多善良和纯真,才会“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才会怀疑古人的“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是庸俗之见。对人性恶的发现,恐怕是他无意中效仿陶渊明“息交绝游”的原因吧。虽然同时代的许多人评价他“刻薄寡恩”,但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他只是用冷漠作盔甲,守护他清净的书斋生活。

   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大文豪苏东坡也说过:“大凡为文当使其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孙犁晚年的文风真正做到了“渐老渐熟”。

   孙犁藏书、修书、护书、读书、写书,实为当仁不让的书痴。他的后半生就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书籍既是他的生命源泉,又是他的异类知己,还是他的避风港湾。作为传统文人,他从陶渊明和苏东坡身上汲取了精神养料,成为他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每日耕作、饮酒、遐观,乐夫天命,自谓羲皇上人。他既有“万物皆有托,孤立独无依”的孤独之叹,又有“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的怡然之乐。他“息交绝游”的交友宣言,自觉将自己与异化的现实社会隔离开来。孙犁如陶渊明,也在仕途和交友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不以心为形役”。孙犁早年靠着一支生花妙笔,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淳朴,歌颂革命事业的正义力量,为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并没有居功自傲,他尽心在书斋里煮字鬻文。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却未消沉意志。他随缘任运,与其所自号的“东坡居士”名实相符,真正做到了禅宗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将逆境化成人间的风景。孙犁自觉选择了书斋生活后,没有患得患失,没有失意文人庙堂与江湖之间的进退维谷,他完全安于自己的选择,像苏东坡一样做到了无悔无惧。

   比之陶渊明和苏东坡,孙犁既有陶渊明的清贞决绝,又有苏东坡的达人知命。如同他的读史心得所说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孙犁在他的时代里最大限度实现了善处自己的境遇。这是他的深邃,也是他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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