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张望

2017年11月02日 09:00:00
来源: 中信出版社 作者: 严飞

  【编辑推荐】

  以社会学家的锐利目光,探寻新一代香港人的思想结构和文化关怀。

  1、书中采访了8位对当下香港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出版人、媒体人、音乐人,包括邓小桦、袁兆昌、韩丽珠、林阿P等……

  2、身为80后青年学人,严飞的观察写作深入到香港那些极富生活气息的市井角落,探寻香港的制度逻辑和公民意识生长的土壤。

  3、香港回归20年,一本深入了解当下香港的学者观察。

  【名人推荐】

  不为权谋,不为虚誉,他依凭社会学家的敏感,以及生活和工作于香港的数年体验,传达了对香港的感情和关心,他写出了深刻的香港。 ——马家辉

  看懂一个地方是很难的,严飞站在兼备内外视野的门坎上,博观约取,举重若轻地帮助读者懂得香港。 ——陈冠中

  【作者简介】

  严飞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研究员,开始多年对香港从“他城”到“我城”的体察。长期发表观察香港社会及其文化的文章,以非本土香港人的身份和视角,评论香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既有深刻犀利的观察和批判,亦掩不住对香港当下与未来的脉脉关切。相关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常载于《凤凰周刊》《新民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明报》《书城》等报刊媒体。著有《还君明珠香港琐谈》《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在线试读】

  门槛上的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

  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是套用了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只有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才可以拥有双重的批评特权,在兼容“本土”“外地”的基础上,更好地观人所不察的细节,发人所不觉的忧思。但门槛上的人也各有不同。我2005年初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我和所有其他进入香港的内地朋友都抱有相同的想法,我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跳板、未来职业发展的中转站,香港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优厚的薪水,更为我提供了未来继续前进的平台。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地在港的精英,每个周末流连于那些大型的购物商城和食肆酒楼,再时不时到深圳拿着港币去消费。我甚至拒绝学习粤语,坚持在所有场合里说普通话或者英文,以彰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一种优越感。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一副天朝主义的心态和嘴脸,用大中华的中心思想在香港体现自己的存在感。直到今天,我的很多从英美名校毕业来到香港的朋友,他们保留的,还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模式。他们大都从事投资金融行业,活动范围局限在中环、金钟;他们有自己的港漂圈,每个周末会组织游艇出海钓鱼,或者内部举办“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极少去到深水埗、新界,更不用说天水围这样的地方,至于菜园村的抗争活动等更是与自己的生活圈和消费圈没有任何的交集。作为一种门槛上的人,他们(包括当时的我)虽然身处香港,但其实是抗拒跨进门槛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边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换句话说,当我们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贪享着香港身份所赋予的种种便利。

  2006年,受朋友的邀请,我加入了《纵横周刊》,开始每周撰写一篇香港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这本电子刊物是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的研究性学刊,参与者按照国别地区每周完成一篇该地区的时政分析性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选举,结果文章出来后被组内的同仁批评得很厉害,批评的要点是一点不接香港的地气。于是我就再写,写到第三遍还是被批评。我不得不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不行,为什么我对香港的近距离观察却是如此地游离,如此地不接城市的地气,这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思想和情感并没有融入这个社会中去,香港于我而言,只是人生的跳板和驿站。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我相信,不仅是香港,在任何一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都有很多门槛上的人。他们虽然把头已经伸了进去,但脚还在门槛之外,只把自己居住的城市看成方便自己栖息的一个地方,一个载体而已,可以从中获取各种资源,从不会主动和这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融入其间,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不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任何的痛或者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依旧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却没有意识到城市里正在发生的诸多公共议题,其实也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州在守护粤语,南京在保卫梧桐树,北京和昆明都在进行邻避运动,但是这些抗争是“他城”的事情,是“他人”的责任,和自己职位的升迁、薪酬的多寡并不息息相关。就算把这些事情牵扯进日常的都市生活,但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能避则避,在一种群体性犬儒主义下寻求自我的组织性庇护。而可悲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这样的思维正在慢慢主导我们城市运行的基本逻辑。也许偶尔,我们可以看见一两位勇敢的人士站出来,从喉咙的深处喊出嘶哑而孤独的音符,但沉默的大多数还依旧选择默不做声。当无数在门槛上的人都选择把自己的脚踏在外面,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集体失语,个体勇气就难以凝聚到一起,而得以提升至城市勇气,每一座城市也因此无法升华为“我城”。当然,作为门槛上的人,要保持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平衡并不容易。

  身份与立场的不同,往往会让人们在内心挣扎,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纠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投入其间,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渐渐发现,当我和香港的交集越来越密,我反而逐渐将两只脚都走向门槛里面,并且是毫不犹豫地,开始尝试一种建构本土化的努力,对香港的批评也因此越来越厉害。这是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城市,她的未来到底会怎么走,不仅仅在于本地的力量,也取决于门槛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立场,以及投入其间的决心和力度。

  消失的石硖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香港的深水埗,每日走路去上班。沿着大埔道,走到石硖尾街,再行到大坑东道,或者南山邨道,这一路会经过一片很大的公共屋邨。有的时候为了省时间,就会选择横穿过这一片密集的楼宇;而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在屋邨中夹杂的小茶餐厅或者大排档里吃一份快餐午饭。这里是香港最早的公共屋邨——石硖尾邨,记录了香港50多年公屋发展的历史,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香港人集体记忆中难以抹去的重要一笔。

  香港的住房分为三类:公屋、居屋和私屋。公屋即公共房屋,是政府兴建然后出租给低收入家庭或者领取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每月只收取极为低廉的租金,有点类似内地的廉租房。虽然租金很低,但狭小的空间里一家常常要挤五六口人居住。居屋也是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之一,不同于公屋的是可以廉价售予低收入市民,让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市民也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私屋则是由房地产商开发的私人屋苑。香港寸金尺土、地少人多,住房历来是困扰香港人的大问题。19世纪著名学者王韬在《香港略论》一文中,就曾用“小如蜗舍,密若蜂房”8个字,形容当时香港华人的住房状况。“二战”以后,这一情况又伴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涌入而变得更加严峻:全港人口由1945年的60多万,激增至1950年的230万,而可居住房屋却又因为战争的破坏,数量大幅下降。房租高昂,房屋奇缺,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人只好用铁皮、木板搭建木屋,自力更生解决艰难的居住问题。可是,木屋抵御天灾的能力极差,稍有不慎,便可引来火灾,时人亦谑称火灾为“无牙老虎”,喻其危险。到了1953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危险终于演变为现实,石硖尾木屋区一场突发的大火让6万多香港人无家可归。仅仅从当时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受损害的程度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石硖尾的大火,涉及三个木屋区,灾场广及41英亩,相当于165921平方米。大火历时6个小时才受控,烧毁万间房屋,6万人一夜之间顿成灾民。大火之后,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安置大量无家可归的居民,就在废墟上的石硖尾邨兴建了29栋大厦,以供灾民入住。这些旧型的建筑多采用简单朴实的设计,每一个单位面积均为120平方呎(相当于11.15平方米),如方格一般整齐划一,每层楼在两翼相连的中央走廊处设立公用的厕所和厨房。整栋大厦从高处望去,楼宇像英文字母H,走廊信道看起来也如一个H,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个又一个单元房。虽然拥挤和逼仄,但对于当时那些居于木屋中的香港人而言,却已是极大的改善,至少这里有家的感觉,并且再也不用担心火灾的威胁。

  自1954年石硖尾邨兴建大厦之后,港英政府认识到提高香港本地人居住条件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大面积地兴建公共房屋,以便为低下层市民提供住屋福利,而现时负责兴建公共房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亦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石硖尾邨就此成为香港第一幢落成的公共屋邨,名副其实地被树立为香港公屋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之后,公屋正式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至今,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有过一段在公屋中的生活经历。这些简陋却又朴实的居所,铺满了他们的成长印记,我们也常常从香港电影的画面中,看到这些令人熟悉的场景(譬如吴宇森1990年导演的电影《喋血街头》,就通过刻画几个成长于石硖尾的主角,反映了当时香港的生活状况):全家老小蜗居一室,和一个楼道的住户共享卫生间、厨房,要排队洗澡如厕、轮流烧水做饭。在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下,公屋里的香港人学会了自得其乐,学会了如何忍让,并视石硖尾邨为他们共同的家大人们攻打四方城(玩麻将牌),小孩子打波子(玻璃弹珠)、捉迷藏……

  2006年10月17日,石硖尾邨被清拆。香港旅游发展局就将这个香港最早的公共房屋列为旅游景点[不知那些在海港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IFC)疯狂购物的游客们可曾有想过来到这里,切身体会一下这另一面的香港呢?],而房屋署则有意保留其中的一座作为博物馆之用,足见其特殊的地位。这一大片记录了香港人无数故事的公共屋邨一拆,石硖尾邨长达半个世纪的情与事终告完结,许多香港人的共同记忆也在清拆中被消磨掉了载体。在拆迁的前一天,空置多年的石硖尾邨突然热闹了起来,很多香港人自发地拿起相机,来到这里拍照为香港留下一些历史的图像。图片汇聚在一起,取名叫“我们的五十年”,也即是香港公屋的五十年。更多的则是曾经居于此地的老街坊,故地重游,缅怀岁月。报纸的专题报道里,100名石硖尾官立下午小学的校友,笑谈着当年“穿睡衣返学”“抄功课交差”等童年往事;陈太回忆着当年一家九口住在一起,为了节省空间而夜不闭户的情景;黎叔回忆着当年每次晚间洗澡,均要有人把守,以避免撞到因“屋企(家)太细(小)而睡出走廊”的邻居;蔡氏姊妹则最难忘居民不时为争厨房争洗手间而大打出手的有趣往事……

  石硖尾邨,在拆迁前的这一刻,在依依不舍中被浓缩成了香港人回忆香港的符号。我们住在石硖尾,我们成长在公屋,这是香港人自发的一种纯然的感情耽溺,既是对过去历史的重视,又是对现今本土意识与身份的认同。虽然石硖尾邨在今日的叙述中只能通过影像、文字和博物馆的陈列再现,但记忆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遗忘。

  随着这些年香港本土运动的酝酿和发酵,很多类似石硖尾邨的香港回忆,还将会继续演绎,继而成为香港人都市文化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这是那些再多的高楼大厦、再美轮美奂的购物商场也无法换回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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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孙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