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吃瓜群众也许在决定你的命运

2017年11月06日 09:22:39
来源: 羊城晚报 作者: 邓琼

  

  作家刘震云的名字,近年来已经成为横跨文学家、影视界的热词。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

  今年,刘震云新作出版,他以热词入作品的功力再一次得到验证——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11月1日,与书名“吃瓜时代”相应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特地将新书首发式安排在北京大兴区御瓜园举办,刘震云和读者们一起吃瓜、读书,分享创作感受。各路媒体也对作家进行了现场和线上的访谈。

  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很擅长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而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副省长李安邦。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没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

  “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吃瓜”之后,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虽有点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

  他认为,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书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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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粉丝们最欣赏您的“刘式幽默”,据说这本书是您最幽默的作品?

  刘震云:其实跟我比较熟的人、和我接触比较多的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没趣的人,生活中不大说话,也不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有时候突然急了还会特别暴躁。你看我写的句子,其实没有一句是俏皮话,而且我也讨厌作品里面油嘴滑舌、包括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语言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别质朴和老实的话,幽默不一定体现在语言上,可能写的这个事内部存在着幽默感。

  为什么说这部作品是我最幽默的小说呢?因为这次写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过大半个中国它们“被打着了”。在那么巨大的空隙里,填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常体会到了、意识到了,但是没有提炼、总结出来的,荒谬微妙的道理。所以空白越大,可以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就越多,原来看我的作品可能笑两回,昨天有记者说看完之后还要再笑三四回,因为幽默全在空白里,而不是只在字面上。

  记者:您的小说既荒诞又现实,既离奇又符合着某种规矩,您是如何处理反差和怎么处理之间的关系的呢?

  刘震云:我觉得要做到既荒诞又现实,创作时想象力主要体现在结构上,把幽默或荒诞凸显在结构上,这是比较深入的。但是对于小说来讲,细节的真实性非常重要,如果细节和结构都荒诞,这个小说写出来就证明作家的功力是非常不够的。应该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越是荒诞的叙事结构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真实,就像喜剧和悲剧一样,真正的喜剧底色(土壤)却应该是悲剧的,真正的悲剧中却又蕴藏着喜剧,这个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喜欢在生活中待着,比功利地体验生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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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写此书时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震云:另外,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简洁。文字简洁并不重要,如果从中只传递出简洁和简陋,这个简洁确实没有什么用。如果简洁的语言里面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这才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种境界。

  “得失寸心知”。这本书写了四个人:当你写农村姑娘的时候,她的对话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包括作者的叙述语言,马上要从这个人物出发,就必须是村里的语言;到了省长,马上又变得特要考虑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大知识背景,突然变成这样的语言;而县里面的官员和市里的官员,又有不同的生活语言和政治语言。这四种语言的拿捏,需要我以初学者的状态去揣摩。

  记者:现在都在提倡深扎,作家也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您的小说中一直在关注乡土,这是不是您将一直坚持下去的创作路线呢?

  刘震云:要说深扎,我从出生起就够深扎了。因为我从小出生在农村,长了14年,耳闻目染的环境已经融到血液里面了,对我来讲不用再深扎了,再深扎就出不来了。对于我来讲,倒是应该要“出来”,要站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村庄。

  鲁迅先生写过一些生活在农村里的人,但并不一定是农村题材,例如阿Q、祥林嫂还有闰土。他确实是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人,这最重要,所以题材概念永远无法承载一个具体作品创作的过程。不过,倒是我特别喜欢在生活中待着,这就是无形的滋养,比如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一个人坐在街上待一两个钟头看人们来来往往,男女老少长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表情和走路的姿态不一样。有的皱着眉头走,有的满面笑容的走,有的皱眉的突然又笑……对一个作者来说,这种无形的滋养可能比特别有意识、功利地去体验生活反倒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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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本书首印数十分惊人,是否体现了出版社和您自己对作品的极大信任?

  刘震云:开印90万册,好像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不是特别的多见。但是30年前我的书也就印3000册,印数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但是这承认的是你的以前,根据你以前书的口碑,来买你现在的书。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现在这本书写好了?如果没写好的话,印数越多越是个骗子。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会搬上荧幕,而且口碑和票房都获得成功。这本书首发之后,您在影视剧的改编创作方面会有什么期待?

  刘震云:我首先期待,读者觉得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这本书,值了。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笑了,但是有的地方还想哭,接着第二天清早再想起来的时候,又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买这本书就值了。如果万一他买了这本书觉得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我再请他喝杯咖啡。

  至于影视方面,其实我从来都没有主动过,我都是被改编和被影视。这本书能不能改成电影,需要非凡的导演来处理文学跟电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电影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信息递进节奏要非常快。但是小说倒是像生活中的一头大象,边走边思考,包括像《温故1942》通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刚导演把它改成了电影。《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要改成电影的话,四个主人公怎么在电影里呈现确实也是一个难题,但这在小说里是成立的。

  从生活忽略和停止思考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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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曾经对写作下过一个定义:生活停止的地方,写作开始了。您是否把写作看作是对不够理想的生活现实的某种逃避?

  刘震云:这话我说过,也是肺腑之言,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文学理论常说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如果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那我们看生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作品?我们一定是看到了文学作品中有比生活多的东西。

  记者:多出来一些什么?

  刘震云:第一层,就是在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我写过的李雪莲、牛小丽,生活本身可能抛弃了她,但是作者又把她从泥泞里拉出来了。她被抛弃,可能已经停止;而当你把她拉出来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她的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又给你讲了一遍。第二层,她只会讲自己的心事,但是心里话和肺腑之言背后的生活哲学、逻辑,这些被忽略的人未必意识到。这些哲学认识,包括对生活回头反思的认识,也是作者重新开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事情都是孤立的,但背后可能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文学一是从生活被忽略的地方开始,再就是从生活停止认识的地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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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孙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