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好小说必然对这个世界怀有善意

2018年04月25日 08:30:00
来源: 光明网 作者: 鲁大智

  

  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张惠雯开始写作小说《古柳官河》。那时她只有十七岁,第一次走这么远,又要适应英语的环境,她感觉不仅是和故土隔离了,也和自己的语言、文化隔离了。那时,想写一种既乡土又古典的东西,笔下的《古柳官河》更像田园诗。

  若干年后,张惠雯的写作已历经很多变化。她生活的圈子转移到了美国,关于新作《在南方,》评论家戴瑶琴说:“《在南方》抛开了中西比较的传统写作思路,具体到人物塑造,华人由从中西价值观、文化观的对比中确立自己的诉求,转向专注自我,考虑个人所需。”张惠雯比较认可这个说法。她希望成为好的小说家,希望以后的每一篇小说出来,都不会带着慌张出产的粗糙和瑕疵。“我的状态更像个不勤奋的工匠,想要手艺更精粹些,在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工作状态下,慢工出细活。”

  中华读书报:你在国内发表的作品《水晶孩童》,据说是余华推荐的?他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都看好这篇作品,你的理解是什么原因?

  张惠雯:《水晶孩童》2005年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余华先生是评委之一。他喜欢这篇小说,主动推荐给《收获》的程永新先生,程先生也喜欢,立即安排发在2006年第2期的《收获》。是这两位先生把我领进国内文坛的,我至今非常感念。《水晶孩童》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说,我觉得它的优点是叙事风格,以及处理细节的踏实。老师们欣赏的原因,大概余华老师在推荐语里说得很清楚:“这似乎是一个虚幻的故事,或者说是荒诞的故事,可是作者在处理细部时的真实笔调,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当然是一个浓缩的现实。”

  中华读书报:从2003年至今,已经写了15年小说。能谈谈15年间,你的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吗?

  张惠雯:一开始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写作状态仿佛呈发散状态:许多题材都想写一写,什么方法都想试一下。但慢慢地,无论从故事选材上还是风格上,都有了自己的趣味,反而收敛了,下笔更怯惧、谨慎。

  中华读书报:你现在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只是写作吗?你觉得写作给自己带来什么?

  张惠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可能一两个月还不能写一个字。孩子的婴幼儿时间就这么几年,所以当好母亲是我目前的生活之重。但写作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在《在南方》小说集后序里写的,它赋予我的生命意义。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我完全能理解这种不可理喻。

  其实,无论移民还是非移民,他们都会经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困顿、消沉、悲伤、感动、失望与希望。与时代性、集体性、地域性这类东西相比,这些故事更关乎人性,普遍的人性。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短篇小说集《在南方》?取名《在南方》,但你并未局限于写美国南部风情,或在此生活的华人故事。你如何看待这一短篇小说集在你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张惠雯:《在南方》的主要地理背景是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人物多是中国移民。南部风情不是重点,但它会在人物和故事里自然而然浮现出来。这个小说集像是一幅移民群像。但小说并非要写某一群体的特征,而是写这群体之中的一个个的“个人”。其实,无论移民还是非移民,他们都会经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困顿、消沉、悲伤、感动、失望与希望。与时代性、集体性、地域性这类东西相比,这些故事更关乎人性,普遍的人性。它所写的是对无论在哪里生活的人而言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那些灵魂内里的波动和幽曲的斗争。我此前出版过两个短篇小说集,但收录的篇目风格上不及《在南方》统一。《在南方》在题材和风格上都体现出某种整体性,它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小说集。

  中华读书报:你关注过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说么?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和那个时代的写作有何区别?

  张惠雯:我读过那时期的移民小说,包括更早的如於梨华、白先勇他们的台湾移民小说。那个时期移民小说的“羁旅”、“乡愁”色彩很浓,因为当时中美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的差异都非常大,这意味着移民生活更艰辛,更多不适和挣扎。譬如我们读八九十年代的移民小说,会读到很多知识分子为生计所迫去餐馆打黑工的情节,如何在美国生存下去还是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而且当时文化差异造成的震荡很激烈,所以很多小说着眼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但我们今天的移民则不同,首先全球化使文化更融合,西方文化并不是多么新鲜、刺激的东西。此外,今天中国到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是技术移民,他们拿奖学金、做博士后,然后在学院或者企业工作,稳妥地进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这些人来说,生存不是问题,问题是别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代移民和八十年代来的移民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那么小说要表现的东西自然不一样。在我的小说里,东、西方只是提供一种背景,而非重点所在,最终,小说回归到“人”这里。

  中华读书报:从走上文学之路到现在,感觉你是一路畅通,不知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或瓶颈,又是如何突破?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存在怎样的问题?

  张惠雯:写作不可能是畅通的。写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困难、停滞、自我怀疑、失望和焦虑。当然,收获的快乐也是对等的。基本上,它比任何艰难的恋爱都持久,它会让你持续吃苦但保持激情。写作上遭遇的问题只能是隐私,因为那是你在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合适的语序、意味深长的场景时遭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只能自己一一克服,在此过程中暗自成熟,变得隐忍。我最大的瓶颈是懒散,我绝不会早上六点爬起来码字、每天坚持几小时,我还是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我深知我做不了一个勤奋、产量多而稳定的作家。目前的困难则是没时间写,太久不写,写作的功夫从某种程度上荒疏了。有时候一个小说念头浮现出来,一些句子也出来了,但我没法坐下来、安静地把它整理出来。这种感觉不太好,仿佛笼中困兽,所以我虽然决定了照看孩子、放下写作,有时仍会焦虑、暴躁……不过,我相信以后能把荒疏的东西慢慢找回来。

  中华读书报: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孤独是你书写的关键词之一。你如何看待孤独之于作家,尤其是海外作家的意义?

  张惠雯:我觉得小说对人应该有强烈的兴趣,乐于接触人,因为小说仍然是要写人的。同时,写作这个活儿只能独自干,需要大量不受干扰的时间,独立的空间,这注定孤独对于小说家来说非常重要。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尽力观察,但只有在孤独的时候,你才能揣摩他们、梳理出他们的特点以及可能存在的故事性。孤独的时候,往往是沉淀、分层、一切更清晰化的时候,感觉和想象的触角都更敏锐。其实,写作者怕的往往是热闹,是在生活表层的浮华泡沫上浮着、不得沉静。

  中华读书报:《夜色》《暮色温柔》小说中描写的母女或父子关系是紧张的。不知是否是偶然的现象?

  张惠雯:一般来说,母女、父子关系都会存在问题,这不仅是代沟问题,而是那种惯常的交流的缺失、观念的差异。紧张只是外在的表现。如果一方表现出来抵抗,那就紧张,如果选择避开问题选择隐忍,那就不会紧张。《夜色》体现的更是一种种族矛盾,因为女儿找了黑人男朋友,这个华人家庭两代之间的隔阂、价值观差异就被激化了。

  中华读书报:感觉阅读你的小说,还是相对简单,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故事情节、语言,你觉得呢?也许是我读得比较匆忙,感觉不够准确。

  张惠雯:我的小说总体而言是“容易读”的。词句和结构,并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在选择词语的时候,在准确度相似的前提下,我一定会选更简单常用的那个词。小说结构上也没有采用什么令人费解的实验方法。所以,要读这些小说很容易,但如果读得更深一些,读出那些“略去”的东西和语言的留白,理解那些并不那么明显表达出来的暗喻和意境,那还是需要延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容易读的东西不一定简单。我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譬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每个故事本身一点儿也不复杂,一个人的英语词汇量不需要很大就能读原文。但许多人读不出它的好,觉得它并没有写什么像样的故事、深奥的技巧啊。乔伊斯那种绚烂之极的平淡、丰富之极的素朴、激情之极的冷郁,需要的不仅是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甚至还要求一个读者有丰厚的阅读积累。没有阅读过《都柏林人》之前的大量古典小说文本,就不容易理解《都柏林人》的价值所在和它开创性的文体风格。所以,这样的小说,你可以说它容易读,但读出其味道其实更难。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计划写作长篇?对未来有何规划?你心目中的好小说是怎样的?

  张惠雯:没有,我不觉得我非得写个长篇,没有什么急迫性,所以暂时也没有具体的规划。以后也许会突然产生写长篇的兴趣,那就到时再写。过去三四年无暇写作的时间里,我脑子里盘旋过一些小说的念头,有些永远消失了,有些还残留下来一点儿。等儿子上学之后,我会着手写些短篇,然后写几个中篇,如果时间允许,也许再翻译几篇自己喜欢的小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很多,但一些基本的标准是:它的语言必然是好的,它是有强烈风格的,它的细节是丰厚的、它是有诗意的,它对这世界是怀着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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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孙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