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贴地飞行》是一段心情的总结

2018年06月14日 08:30:00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 夏琪

  《贴地飞行》集中讲述了农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他们细小的希望以及无名的失望。农村青年杨粒因生活所迫离开乡村教师的岗位进入大城市,成为外卖送餐员,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过上体面生活。他的身上既有骆驼祥子的吃苦耐劳,又有《红与黑》中于连式的投机取巧。

  除了杨粒,姚鄂梅还描写了一群农村务工人员的人物群像和城市化的现状。这些外来人试图在城市里起飞,挣扎与希冀并存,过程或许艰难,但飞行从未止息。

  这些风尘仆仆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那些梦想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也是我们所熟悉甚至是曾经历的,因而便觉得亲切,又感到同情,他们种种令人窘迫的生活场景,让人无比疼惜。

  从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姚鄂梅始终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她觉得,《贴地飞行》对自己而言是一段心情的总结,是一种告慰。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想象力特别丰富,故事离奇耐读,让人掩卷深思。《真相》里的方兵能透视他人呈现在额头上的心理活动、《西门坡》里的安旭,打造了一艘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西门坡一号”;《摘豆记》里的崔道士教给小锐增高的方法……很想了解这些故事的素材一般取自哪里?

  姚鄂梅:我觉得素材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从生活中得来的原始素材,一手资料,还有一种是次生素材,可以说它是从原始素材派生来的,也可以说它是思考的结果,因为它乃为意义、宗旨而生,是定向加工生产出来的原材料。我猜每个作家都有个最隐秘的抽屉(当然现在可能是电子抽屉),这个抽屉里装满了从各处得来的小故事、小素材,有些素材本身就是活性的,把它关进抽屉它还会自行发酵,形态气味上会发生变化,也有素材完全相反,纹丝不动,完全显示不出生命特征,似乎没有创造的价值。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后一种素材,我喜欢它混沌、粗糙的样子,可塑感更强,我会考虑把它用于主干部分,或是主要结构,相反,那种活性素材往往是不可更改的,我会把它用于细节。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想象力对作家的重要性?

  姚鄂梅:我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作家先天带来的元气,它是有限的,终有耗尽的那一天,但它又是可以“充值”的,阅读,个体经历,生活本身,甚至令人满意的体力,都能激发想象力的产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次生素材,就属于想象力的产物。我希望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诞生一个类似《真相》里方兵的额头、《西门坡》里的西门坡一号、《摘豆记》里的豆子增高法,但往往未必能够如愿,打个比方,季节合适的话,母鸡的确能隔天便下一个蛋,甚至每天一蛋都有,但也有些季节,母鸡一个蛋也下不出来,有点浪费生命的嫌疑,好在这尴尬的淡季总是会过去的。想象力归根结底是飘扬在生命之上的旗帜。

  中华读书报:您是自诗歌起步的?为什么没有走下去?您觉得诗歌的滋养,对于小说家来说有何帮助或意义?

  姚鄂梅:我只是个忠实的诗歌阅读者,也尝试写过,不成功,诗歌与小说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密码。当一个人读诗的时候,诗行之间有一种物质弥漫出来,毒气一样迅速将人笼罩、裹挟、麻醉,其效果有点类似听歌,当人们听歌的时候,也是这样,迅速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营造的意境当中。诗与歌,小说与电影,在我心里是这样分类的,当我们阅读一篇小说、看一场电影,其间的相互影响是发散性的,也是绵长细密的,像两个慢热型的恋人,但诗和歌,它们对人的影响更像闪电或剑,它是尖锐强烈、突如其来的,又是令人陶醉的。

  中华读书报:2013年发表的《辛丽华同学》,有很多您自身的影子。很多作家包括名家写作初始,都或多或少与自身经历有关。您觉得这是必经之路吗?

  姚鄂梅:小说发表出来那几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他老婆让他打的,让他告诉我,她就是辛丽华。看来辛丽华还是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的。

  我写《辛丽华同学》,远不是初学写作阶段,但我还是要承认,辛丽华身上的确有些我自己的影子。我觉得任何一篇小说,都可能有作者自身的部分投影在里面,因为当一个作家全神贯注进入创作时,他(她)是带上他(她)的全部在讲那个故事,他(她)的个人体验无可避免地会灌注进去。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引用到写作上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越是个人体验,越是容易成为我们集体旅程中的路标?

  中华读书报:您以在银行的经历,虚构了长篇小说《一面是金,一面是铜》。情节虽然简单,但人物塑造特别深刻,作家总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最出彩,您是如何把握“实”和“虚”的?

  姚鄂梅:我曾经在长篇《白话雾落》中写过一块玻璃,因为雾落这个小镇,长年大雾,早上的大雾要到十点左右才能散尽,下午四点多又开始云遮雾绕,当地一个叫秦思清的有为青年就带着一帮人搞起了一个大工程,他们要在最高的山上竖起一块巨大的玻璃,把外面的阳光吸收过来,反射到雾落镇上。小说发表没多久,有一天,我的责编,《收获》的钟红明老师告诉我,她看到一个消息,真的有人在这么干(我忘了是哪个国家)。我太震惊太幸福了,一个虚构的文学意味十足的点子,我连关于它的理论依据都不太充足,我的全部依据都是逻辑上的,文学性方面的,结果它竟可以变成真的,这种感觉就像我毫无把握地、怯意十足地做了一道题,结果竟得了一把大大的对勾。其实我一直不太擅长写太“实”的小说,就像《白话雾落》里的那块玻璃一样,写着写着,就走了神,一只脚就从“实”拔出来,往“虚”里跨了一步,但最终我会记得收回来,重新落到“实”处。

  中华读书报:《狡猾的父亲》最后一句“忘了她”写出了男人的自私无情。《一面是金一面是铜》中的马三翔,一面为自己留下良好的道德形象,一面在高档小区藏有情人,这种虚伪、自私和阴暗令人发指;《贴地飞行》中伍杰“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海洋里游泳”,但是他对女性感情的利用和玩弄(或者说相互利用),也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主人公杨粒,背叛妻子小美,还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对小美不忠诚”。尤其是在《贴地飞行》里,好像没太有正面的男性形象。您觉得呢?

  姚鄂梅:写出真实的人性即可,我这样想。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虚伪这个词重新定义,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表里如一,那么正视自己的分裂、虚伪,坦诚地把自己割裂成几个块面,也许反倒是另一种真诚。

  中华读书报:《贴地飞行》中人物,也令人过目难忘。杨粒以为简单可爱的妻子小美,却先早欺骗了他,在老家不仅有过婚姻,且还有一个瘫痪的丈夫。而他的好友伍杰,感觉更是一个“渣男”,从一开始就向他灌输如何“找快活”。为什么用那么大篇幅写伍杰的“言论”,而且满口粗话……您是有意塑造这样一个粗鄙的人物吗?

  姚鄂梅:似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军师。杨粒的人生几乎就是被伍杰打开的,伍杰可能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对杨粒的影响如此之深,但他肯定能感觉到,他在杨粒面前是有优越感的,因为他比杨粒早出来,早得到更多经验。在伍杰目空一切的优越感面前,杨粒自动隐入配角地位,他越是表现得犹豫不定,无所适从,伍杰就越是唾沫横飞,滔滔不绝,似乎不带脏话不足以表达他的自信,以及对他窥破的一切的睥睨。另一方面,也许伍杰自己也意识到,他的生活其实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好,所以他的脏话有时更像是在虚张声势。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得非常真实,但是看着也让人寒心,因为到处充满心机和利用:杨粒母亲从农村来,为让亲家“恨天黑”支持儿子投资攀岩项目表现出的热情;袁圆为争取兽医而对杨粒、对园长弟弟的利用;伍杰为帮助亲戚小美对杨粒的利用,小美为有个孩子对杨粒的利用;小美为学到手艺对杨粒母亲的利用;就连没有着力描写的癌症母亲,也有希望伍杰照顾她儿子的利用……总之感觉不是特别充满“正能量”。不知您如何评价?

  姚鄂梅:对我来说,让我去写一篇有喜剧色彩的小说,或者没有悲剧色彩的小说,几乎跟写一篇小说而不动用虚构这种手法一样,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跟个人特质有关,也跟所受的教育有关,在我有限的文学教养里,悲剧、悲剧意识、悲剧色彩,似乎才是正统的文学,才更有力量。不一定对,但它已然成为我的审美习惯。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起名为“贴地飞行”?这个题目暗含了您怎样的寄托?

   姚鄂梅:其实是个很直观的书名,他们活得卑微,但一样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计划,一样在毫不懈怠地努力,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活着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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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孙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