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看历史

2018年09月28日 09:01:35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唐山

  《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胡悦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但事实上,鲁迅是喝咖啡的,在《鲁迅日记》中,至少有5处相关记录。鲁迅这么写,是在讽刺泡“革命咖啡店”的作家,“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

  以咖啡为讽,需放在近代中国具体情境中考察。

  1840年后,因屡遭挫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的缺陷,希望借用现代思想加以补足,由此形成“新文明观”,即:凡外来的、新生的,便是文明;凡本土的、旧有的,便是野蛮。

  上海是“新文明观”的标本。一方面,它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另一方面,大量洋人居住于此,提供了更生活化的参照对象。

  通过参照,上海构建出具体的“新文明”——人们宁可在亭子间里忍受夏暑冬寒,出门时也一定要穿上笔挺的西装,至少会跳几段交谊舞,坐咖啡馆更是必修课。

  “文明”上海的魅力在于国际化,但这也是它的短板。毕竟在传统语境中,中原是“文明”的,不断向周边输出文化;而周边是“野蛮”的,经常骚扰中原。一旦将外部世界视为“文明”,我们反而成了“野蛮”,必然产生认同危机。

  上世纪20年代起,因日本威胁加剧,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寻找民族性,“文化”喧嚣一时。

  “文明”与“文化”本为一体。然而,民国无自称“文明”的能力与勇气,只好将民族性归结到“文化”上。

  为确立“文化”,民国政府大力扶持北平,多设院校,用优渥的待遇笼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等皆在其中。由于当时北平已失首都地位,商家大量南迁,引发长期滞胀,致物价仅是上海的1/2,房租尤其便宜。许多读书人无需为稻粱谋,沉醉在传统的、缓慢的、闲散的“文化”中,以为它真是可与“文明”相匹敌的存在。

  于是,不需要装饰、穿长衫即可的北平鄙视坐咖啡馆的上海,视之为“没文化”;而一切靠市场的上海也鄙视死气沉沉的北平,视之为“不文明”。于是,“文化”与“文明”开始断裂。有趣的是,当时革命派读书人多聚集在上海,因北平的读书人多为官养,无特别关系,难得其门而入。

  鲁迅先生并不认同“文化北平”的虚构,也无法接受“文明上海”的招摇,将其一律视为形而下。

  事实是,近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分裂、大重组的关键阶段,原有豪门纷纷崩溃,新兴群体的边界尚不清晰,由于缺乏规范,知识人只有通过生活方式来呼朋引伴,“文化”与“文明”并不只是炫耀,它们也是确立自我、发展自我的途径。

  其实,虽然批评喝咖啡,鲁迅却不拒绝聚餐。在《鲁迅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北京14年间用餐、饮茶的地方计60多处,他写道:“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

  不仅鲁迅喜欢聚餐,胡适也喜欢聚餐,徐志摩深得胡适喜爱,因为他一到场,餐桌上的局面立刻活泼起来,徐志摩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补足了胡适的短板。

  在餐桌上,鲁迅与刚归国的刘半农嬉笑怒骂,遂有刘半农痛骂陈源的妙文,但刘半农最终还是跑到胡适的餐桌上,与陈源推杯换盏。与此类似的例子是,学生时代的梁实秋曾和郭沫若、郁达夫从街头喝到街尾,但他后来却成了胡适的酒友。

  在餐桌上,不难看出不同流派的重组与演进;在咖啡桌上、亭子间里、电影院中、书店内,同样能看出这种互动。毋宁说,理论、主张固然重要,但它们都需生活来驱动,生活是最好的传声筒与培训班,正是靠着生活,“文明”与“文化”的概念才得以进入大众的视野。

  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亡”成当务之急,而“文明”与“文化”太过缓慢,不得不退出思想舞台……《生活的逻辑》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告诉读者:历史中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他们在思考家国大事的同时,也要为柴米油盐而操劳,正是通过“为生活而奋斗”,他们才获得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智慧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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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