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教授的《唐诗流变论要》（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积作者30多年学术成果的一部大著。
书分上下编。上编7篇是对南朝到盛唐各种诗歌体式生成发展原理的研究，重在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从诗骚体式的节奏结构和表现原理，到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从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律体调的界分，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到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从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到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这一完整的系列的研究，更切近文学内部、诗歌内部的发展规律，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唐诗从形式的创新中生发出的诗歌之美。
下编7篇是对南朝至盛唐诗歌发展的外部原因的研究。葛晓音对外因的分析，着力以内因为出发点，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文学离不开外部研究。作为学术，可以研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本身，并不将它们与文学联系。只要这种研究是科学的，深入的，同样具有学术价值。但是，只要旨在研究文学，就应如葛晓音所说，由内到外，从解决文学本身问题的需要来寻找外因。不要泛泛的背景介绍，不要放在哪一个场合都可以的笼统的社会文化外部变化的分析，不要社会背景与文学发展毫不相关或关系不大的两层皮，不要简单套用社会文化的外部变化来发现、解释文学史演变中的重要现象。
葛晓音一贯强调，要老老实实地阅读第一手材料，从大量事实中抽绎出观点，然后反复提炼，反复琢磨，再形成文章。她坚信读懂文本，肯下功夫细致分析，多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中发掘问题，总能找到自己的探索方向。这部《唐诗流变论要》正体现这一思想。每一篇文章，都能看到作者大量阅读一手材料，特别是诗歌文本所下的功夫。每一个观点，都是从大量事实中提炼出来的。作者是一首一首、逐字逐句地阅读，也是一首一首、逐字逐句地分析。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的感悟，在此基础上，探究作品的创作原理，讲透一首诗，讲透一种诗体、诗歌现象，弄清楚历代诗学的争议。
从文本出发，从创作实践本身提出分析，提出属于作者的独特分析。不套用现成概念和某个理论框框，也不预定目标，没有事先设定的思路。如作者所说，等到钻进某些问题深处以后，往往因前一个发现而扯出后一个发现，许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便看得更清楚了。
葛晓音曾指出，历代诗学理论在诗歌分体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但也有令现代人不能满足之处，由于重视鉴赏和学习写作的实用性，在评价前人创作时往往掺杂着论诗者对于不同风格诗歌的喜好。因此在总结各类诗体的艺术标准时，难免产生门户之争的偏见，评论诗歌的视角因之受到局限；在讨论各种诗体的艺术规范时，虽然大致描绘了该种诗体的变化过程，却没有说明其发展的原因及其必然性；这些批评虽然对于各类诗体的艺术规范作出了精当的概括和界定，却没有说明各种诗体从产生之初到艺术规范形成之时的发展过程，以及该种艺术规范与诗体本身结构体式节奏的内在联系。因此这样的分体研究主要满足于体格、风神、声调等等感觉方面的区别，古代诗学理论提出的概念术语都局限于感性层面，而较少深入原理分析。
20世纪初以来，我国虽然已经产生了许多分体研究的诗歌史研究专著，但作者指出，这些专著基本上沿用了古代诗学批评中积累的概念术语，创新不多，尤其缺少体式原理的探索。基于这一深入思考，葛晓音对古代诗学提出的各种问题作细致分析，吸取历代诗学理论在诗歌体式研究方面积累的丰富遗产，结合现代体式研究的思维方式，分析语言变化、节奏提炼、诗行安排、篇体结构、表现方式，说明各种体式的生成途径、发展过程和创作原理，一句话，对诗歌体式的原理着力作学理性探索。这一思想和学术特点，贯穿于《唐诗流变论要》和其它著作中。
葛晓音的研究器局很宽。不论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从先秦到唐代，乃至到宋代，诗歌体式研究，由《诗》《骚》，四言、五言到七言，从古体到近体，从绝句到歌行，到七律，都形成了研究系列。她关注全局，提出和解决的多是全局性的核心问题。即使做小问题，也关注它在全局中的位置。她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思路，又不断打破思考套路，努力超越自己。也因此，她的学问越做越大，越做越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唐诗流变论要》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必然得到更深入、更丰富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