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台湾

  作者(前排右三)与西南联大校友聚会于台北宁福楼

  台湾清华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校歌碑

  任继愈、季羡林题词悼梅贻琦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一大成果。查《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期词条:“台湾省自1895年4月17日,中国甲午海战清朝失败后,被迫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10月25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日本归还中国。”

  1945年,四大“战胜国”签署“雅尔塔协定”,明文宣布:将台湾归还中国。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立即向台湾派出了自己的毕业生,参与收复工作。到1948年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北大清华昔日的两位校长和一批著名学人登岛。西南联大师生在台湾先后计有300多人。很快中国进入漫长的“两岸对峙”年代,对他们的情况基本隔绝。

  2001年,清华大学90大庆时,我在甲所采访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副会长姚秀彦女士。她向我展示了一本刊物,里面有很多台湾重要建筑的图片,文字说明,是昔日西南联大学人所设计建造。我眼界大开,遂萌生了登岛去采访联大校友的意愿。

  2007年夏,我从昆明赴台湾。在台北我采访到一位易君博先生,他就是当年张奚若先生从昆明推荐出去的学生。

  可叹当我终于登岛时,那些主要的学者们早已离世。校友们健在和可以访问的也寥若晨星。当我走上姚女士家那窄小的楼梯,她已经半身不遂,只能坐在沙发上等待我。

  追寻西南联大学人们的踪迹,使我从一个战时大学的“校史”走进台湾现代史。因为他们是我的学长前辈,也使我联想到“今天的学人们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清华:在空间里

  清华人号称“水木清华”,可见清华与水利和空间建筑的关系。梅贻琦,就是一位善于空间格局建设的典范。1956年,他在台湾新竹的一块荒地上建起了另外一所清华大学。

  走进新竹清华大学,感觉是昔日北平那个清华大学的翻版,只是规格小了一号。荷塘依旧,荷叶田田,中有一白衣女生在捧书。我与她打招呼,一问,她是台湾人。

  和北京的清华一样,教师宿舍依旧叫“所”,学生宿舍叫“斋”。校训还是一样,校徽有点不同。校歌依然,还是唱着:“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体育场馆依然是新竹清华的一个重要部分,下午时光,看见学生们都着了运动装在那儿跑步,踢球,有清新朝气。“通才”教育是老清华的传统。体育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

  梅校长的清华情结,家国情怀,尽在这番良苦设计中了。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两个如此相似的大学。

  招募世界级的教授来台湾,是梅校长的又一贡献。他率先开设了原子能研究专业。新竹清华如今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中国的众多大学里,它率先培养出了一位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

  梅贻琦是教育家,但其实他运用了企业家的策划,又懂得政治家的议会式管理。由于他的综合性才能,清华大学早在日寇入侵前,就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

  到“七七事变”,梅校长的运筹帷幄,转移物资,比起北大的散漫迟钝,高出一筹。当北大还在公布夏季开学课程,蒋梦麟校长在庐山听蝉,从梦中惊醒时,梅校长已经交代外出实习的工学院院长施嘉焬带走尽量多的器材,并已在长沙等地建起楼房。

  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学设施,基本都用的是清华的。以至于工科后来成了西南联大最庞大的院系。很多学生因此转系过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才。

  在昆明八年,梅校长为学校作“稻粱谋”,从找住房,到筹集款项、募钱募粮,开创校园实业,种种“接地气”的事情,关乎每日生存的事情,都是梅校长亲为,所以他赢得三校师生的由衷钦敬,是西南联大真正意义上的校长。

  走进新竹清华园,第一件事,就是去梅园祭奠。我将从昆明带来的一盒“冠生园”月饼,敬放在梅校长灵前。将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委托我带来的两幅祭帖,郑重献上。季先生是清华的身份,任先生是昆明的情缘。而月饼,则是为了缅怀梅夫人曾经为冠生园制造过点心的贫困操守。

  北京甲所那里的几枝寒梅,我是熟悉的。点点暗香,到台湾酝成了这400株白梅之园。“梅花香自苦寒来”。用“梅”来比喻这位一生献给中国教育的志士,恰如其分。他在民族最危急的关头,在我的家乡昆明打造了一个高等级教育的空间,保护和贮存了精英良才。

  抗战刚结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在昆明爆发,激怒蒋介石,几乎做出“解散西南联大”的决定。梅贻琦为保住三校,苦苦央求,三校才得以完璧北归。

  夜幕降临,在新竹清华的“苏格猫底书屋”,播放着我带去的《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碟,人们看得如痴如醉。因为梅校长作“津梁”,使今天的台湾校友们认同了那一段历史。

  在梅园月涵亭,我采访一位台湾本地的学生,他说:“如果没有梅校长,像我这样的台湾农家子弟是不会有今天的。”

  而今台湾的电力领域,最大的企业都是由新竹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在领导经营着。还有核能的和平利用开发,也是以清华人为首的。

  我将要去台湾时,任继愈先生对我说,台湾的水利工程,大部分是清华学生修建的。

  冯钟芸老师曾对我说,她的哥哥冯钟豫就在台湾。冯钟豫,台湾水利方面的著名专家,曾主持和参加了台湾重大水利工程和高雄港的设计。“两岸水利交流年会”就是由他发起的。

  到台湾后,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先生在北京和我通电话,要我代她“向六哥问好”。这是一个名门大族,按家庭排序她是九妹。

  那天,为了迎接我们,冯先生专程从桃园敬老院回到台北家中。当年在昆明,作为清华学子,他曾参与了小石坝的水利勘察。抗战胜利之初,他又参与了建设长江三峡水电工程的动议。冯先生向我们回忆了在蒋梦麟先生领导下修建石门水库往事。蒋梦麟毅然投身台湾农业时,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台湾第一座重大水利工程石门水库,就是他主持建造的。建成后灌溉台南千顷良田,解决了国民党政权初登岛时,因粮食不够吃,与当地人民发生的矛盾。分别时,冯先生赠送我一部《台湾水系》。

  记得在邓稼先家朴素的卧室里,我看到一张床单,在床单上印着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图案。这很少见。一般印花都是花鸟鱼虫、牡丹鸳鸯之类。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女士对我说,这是为了迎接杨振宁来家,邓稼先亲自挑选的床单。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兴修了“十大建筑”,以作为立国的标记,体现一种信心。可见在邓稼先的心目中,“十大建筑”是多么的自豪,斯是陋室,却有宏图。

  到了台湾,方知当时他们也有“十大建设”。台湾主要的公共建设,都是在蒋经国时代搞的。至今也仍然是台湾的地标性建筑,像高速公路、海底隧道、中山堂、圆山饭店等等。

  我们去石门水库,去新竹清华,再往南,去高雄,都要上高速路,跑起来很畅快。台湾的高速路就两道,一去一来,从来不堵车。像两条玉带,纵穿这个修长的岛屿。路虽然陈旧,但人家是在50年代就兴建了,就开始了“高速”奔驰。所以台湾当年跃升“亚洲四小龙”。只是这么多年了,并没有新的超越。

  走进台北市“一品楼”,我们应邀拜访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会长柴之棣先生,这位梅校长中意的高足子弟。当年他从军,就是由梅亲自引荐的。他曾经参加当年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在战时的祖国大地步行三千里。这段经历他写出文字,对我们高声朗诵。在他那里我得到一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台校友会通讯录”。这对我在台寻觅校友们的下落非常重要。上面存有他们的最后信息。

  台湾联大校友会在新竹清华大学学生食堂捐赠了一块“西南联大校歌碑”,上面刻有歌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宝岛与万里山河,何曾断过思念?

  柴先生是一位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枚领带夹,图案是一座红色的桥,是他亲自设计的淡江大桥。他还安排我们参观“中钢”,那也是他设计建造的台湾重要钢铁厂。我们到了一看,厂门口的名字已经去掉了“中国”,这是陈水扁执政时代干的事。

  在历史上,台湾每一次大的开发与进步,都源于大陆的直接输送人才和资源。西南联大学人们开发台湾的业绩史,再度证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主流文化、科技与经济的血脉关系。

  清华在台湾的业绩是历历在目的,清华人建立了一个有形的世界。

  浓缩于同一个岛和某段历史中,北大与清华两校学人的传统与风格,更加的个性清晰。

  这里说清华“在空间里”,只是我对台湾情形的印象与感慨,不能概括全部历史。清华史上自有那些“活在时间里”的伟大生命与学术。当世被学人们崇奉的陈寅恪先生,就是清华国学所的。陈寅恪留在大陆,眼睛失明,他的学术论著也不能出版问世,影响似乎消失。然而今天,他却以坚守中华学人风骨与学术品格的最高形象,巍立在学界面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令人自省,给人信念。

  陈寅恪的妻子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他将女儿命名为“流求”“小彭”,体现了中国人民绝不放弃国土的情怀。陈家三代人都进入《辞海》,这在史上绝无仅有。除了名门学者,有一个理由就是爱国。三代皆坚贞不屈之人。

  在历史的脉络中,清华与北大的交叉是一种宿命。这两股向前的力量,推动着台湾,推动着大陆。

  北大:在时间里

  在台湾寻找北大,并没有一个实体可以体现出来。北大人的踪迹,闪现在台湾社会的一颦一笑中。

  我们从桃源机场走出来,一抬头,就看见对面名目繁多的商铺牌子和广告,都是端正的繁写汉字,笔画构架都具标准,带笔锋。比起大陆街头那些乱七八糟的涂鸦,感觉是中华文化“还乡”了。

  这次上岛,我没有带摄制组,而是租用了台湾电视公司的一个拍摄班子。他们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个个积极有为。我们驾车到处拍摄,半个多月来结下真挚情谊。

  每天一上车,我就考他们的唐诗。我说“床前明月光”,他们立即对道:“疑是地上霜”。又说“春眠不觉晓”,他们道:“处处闻啼鸟”。后来他们就说:“这些都太简单了,我会《满江红》。”另一个则说:“我会《苏三起解》。”一一展示。他们中有两位还是业余收藏家,邀请我到家里去看台湾历史文化的藏品。而信手写一张便条,他们写出的汉字,框架笔画原汁原味,有时令我汗颜。

  他们热爱中华文化,以此为荣。但他们的上一辈人,都是说日语,甚至穿和服的。

  以《上学记》名动书坛的何兆武先生,曾到过“光复”后的台湾。他对我说过:“到了那时的台湾,你就感觉是到了异国,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比如我们在中国,从南边到北边,东边到西边,你看还是中国啊,虽然风土有点不一样。可那时的台湾,简直是外国了。因为它的文字,到处的文字都是日文,什么商店的商标,都是日文。他们的语言,我们也不通。他们有时说本地的话。它那是经历了多年的‘皇民化’,就是把台湾人变成日本的皇民。”

  何先生介绍,在台湾收复初期,出报纸是两个版,一个是日文版,一个是中文版。一下子来中文的,他们看不懂。只能是慢慢地转变了。“光复”台湾,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心,人的精神面貌,人的灵魂归宿。在台湾人民的这一重大命运逆转中,浸透了当年登岛志士们的苦心经营。北大原副校长魏建功发起“普通话运动”,历史系教授钱穆倡导“国学运动”。联大历史系学生刘绍唐以个人之力创办《传记文学》,以国学、国粹、国史教化人民与青年。

  这些努力,对于现在主宰着台湾未来的少壮一代,是功在千秋的。北大学人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这一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领袖与骨干。

  一位自称“生是北大人,死是北大鬼”的刘长兰女士对我讲:有一天,她在台大校园里遇见刘绍唐,刘非常兴奋地告诉她:“台大图书馆已经决定收藏《传记文学》了。”

  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个人笔墨事小,中华存史事大。“莫教青史尽成灰”。这是自司马迁以来,数千年中国史家的至高追求。后来我到北大,看见图书馆内设有“台湾室”,里面整齐迭放着《传记文学》,心里为这位已逝的学长舒了一口长气:他的事业已经“活在时间里”了。

  秋风飒飒中,我们去祭扫傅斯年先生的墓地傅园。在台大校史馆中,我看到傅斯年先生的雕像、图片与文字:

  “傅斯年 任期(1949.01—1950.12)

  性格勇决果断,于动荡的年代,能极力稳定闲杂的校务。开创台大自由、自主与学术独立的校风,为台大树立不凡的典范与奉献的精神。”

  这带有传奇色彩,短短不到两年,傅斯年使得这座日本人殖民化的工具“帝国大学”,变成了一座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精神的台湾大学。这位史语所的学者曾经担任当年五四运动当天游行总指挥,在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时,他把昔日的老师周作人以汉奸罪逮捕。将这样一位风骨凛凛的“傅大炮”派到“日本化”最深重的“帝国大学”,时人称为“妙笔”。傅斯年是专程为当这个逆风而行的校长而来台湾的,任命他的时候南京政府还在。

  今日台大,每周都有时事座谈,风起云涌,关注社会,永远领先,故人称“小北大”。

  那天,因摄制组要录制“帝国大学”校歌,受到馆里人员的阻拦。我本来就讨厌这些日本人的痕迹,便脱口道:“这有什么稀罕的?亡国奴!”一语落下,女馆长跑到办公室里去了,人们告诉我,她在哭泣。她只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历史。”刹那间我非常懊悔。“被殖民”,难道是台湾人民的过错吗?而保存历史原貌,是一种值得敬重的态度,这并不能损害台大的尊严。

  我在沉思后向她道歉。她安排我们进行了录制。此时再抬头来看橱窗里面的“野百合学运”,以及从台大走出来,改变了台湾社会的那些政治风云人物,使人感受到历史逆转的巨大幅度。

  这就是傅斯年的意义吧。他的生命和风骨,体现在历史逆转的年轮里了。

  现在经常看到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报道。关于这个,吴大猷先生是非常清醒的。在“中央研究院”采访时,我得知一事:蒋介石在美国的怂恿下想发展核武器,那时候叫“新竹计划”,打算利用新竹清华的原子炉来做。吴大猷劝阻了他,说:一是台湾养不起,二是将来与大陆的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吴大猷的这封信保存在《传记文学》里。

  当时大陆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其中的重要骨干邓稼先与朱光亚都是吴的学生。作为一个顶尖级的科学家,吴大猷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坚守着科学对最大多数人民的道德与责任。

  在1979年以前,有两个人是例外的,可以到大陆,也可以到台湾,那就是吴大猷的两个学生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两岸都欢迎的人物。易君博学长说:“有时候,是吴大猷先生叫他们过来的。”科学成了“两岸”的桥梁。

  沧海横流,先贤垂范出高尚的气节。

  学长湛淳霈到福华会馆来看望我们,九十岁的老人两手拎着满满的水果。他说:“你们尝尝,这就是蒋梦麟先生的贡献,他引进的东南亚水果里最优良的品种。”

  “君子不噐”,是北大人的性格。蒋校长中年离开校园,晚年投身于台湾农业的振兴中,直接参与和平土改,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等举措。台湾的经济腾飞,是始于农业振兴的。台北街头有一座“土改纪念馆”。我看了全馆所有的文字与图片,没有提及蒋梦麟。里面提到了“农复会”,其缔造者正是蒋校长。

  阳明山上,落日西下。名人墓地,多成荒冢。一位义务为蒋梦麟校长看守墓地的余先生对我说,希望能将蒋校长的遗骨移回北大校园。我无法向他解释,北大早移燕园,寸金之土,多少英灵未能归葬。我将阳明山蒋墓地上的一粒石子带回,抛进了未名湖里。

  又是新年,想起我在台湾胡适先生的书房里看到的那一幅“新年试笔”:“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胡适算是在政界和学界皆声名卓著的人了,但他钱财散尽,老无所归。后来由蒋介石政权出了一笔钱,不够的由“中央研究院”补上,才给他盖了这个住所,常漏雨。台湾雨季长,胡适经常夜间要爬起来盖他那些书。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也许,历史,才是北大人心目中的家吧。

  去年北大闹出了“静园风波”。如果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来看,北大的传统与精神,和它的校址有关联,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北大的背景是更为广大的领域。有中华,就有北大。

  中国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斩”的意思,就是断裂。一个兴盛的世家,终究熬不过岁月的涤荡。但我以为,“斩”,并不是消失。一个集中的精神财富之家可能消失,可它的精神文化却一定是弥散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了。中国社会就这样在不断的聚合与扩散之中发展着,丰富着,成长着。

  这个民族是达观的。我们深信可以从天地与历史中汲取源源不绝的生命的能量。

  孔令晟学长,北大化学系学子,是台湾北大校友中资历最高者。他对我讲过一席话:“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我说的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是中华民族。”

  (作者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配图摄影:谢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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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利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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