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他高度概括我国历史上的治国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国立政思想,“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习总书记这段话所总结的治国理政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堪称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笔者不揣浅陋,试分五点略论之。

  “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

  民本思想发源于上古,发展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且被历代治理事实所证实。《尚书》记载,虞舜时,皋陶说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并且对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训诫。殷商时,盘庚对民众有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中》)周朝取代商朝,周公总结前朝治乱的经验教训,指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并把民情和上天意志相连,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发展了民本思想。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民众作用更加凸显,民本思想受到有识之士重视。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楚国搜刮民财,斗且认为:“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诸子百家治国思想各有所重,民本却是共识,比如,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配得上“圣”的称号(《论语·雍也》);墨子说:“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墨子·尚贤中》);《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韩非子》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心”之论,更将先秦民本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先秦时期形成的安民、爱民、利民、得民心等丰富的民本思想,后世续有发挥,历代史实也证实了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汉初的文景之治离不开采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诸葛亮出色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三国志·蒋琬传》);唐代贞观君臣深以“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为诫(《册府元龟》卷五十八),谨记“君舟民水”;明太祖厉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明太祖文集》卷一)的农本政策,清代康熙帝训导官员“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讬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八)?整体上均取得较好治理效果。民本思想之所以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于它认识到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利益和诉求是一切社会治理的基础。政治文化中的相关论述,往往是以民本为中心和基础而展开的。

  “德治”是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

  在古代礼乐文明中,社会治理主张实行礼治,也就是德治,这是民本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必然结果。最早记载德治的传世文献依然是《尚书》,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皋陶谟》)周代以德和天命转移解释夏商周更替,“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因此要“慎德”(《旅獒》),做到“恫癏乃身”“若保赤子”(《康诰》)。周厉王时,芮良夫说:“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逸周书·芮良夫》)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说得更直截了当:“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德治的根本,是正确处理好礼与法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周公主张“明德慎罚”,他代表周成王对康叔作出训诫:“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悔鳏寡,庸庸,袛袛,威威,显民。”以明德为原则,就需“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即断案刑罚要合理,不能凭个人喜恶(《尚书·康诰》)。后来孔子也明确提出要“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此,要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辅,“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周、孔之论,为孟子、荀子所继承。孟子从德、仁出发提倡仁政,荀子从礼出发推重礼治,隆礼而重法。西汉独尊儒术后,德治逐渐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核心治理理念,周代的“明德慎罚”被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基本策略。

  古代思想家还从礼法的起源上强调德的重要性,提出法要符合民众的要求和意愿,《慎子》曰:“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商君书》曰:“法令者,民之命也。”(《定分》)法和刑在执行层面重公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贞观政要·刑法》),均表明法刑的精神是公、信、义等德之范畴。德与礼的关系更为紧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概括为:“德者,礼之本也。”因此,正确处理礼法关系,“道之以德”,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

  得人用人是实现德治的基本保证

  在实施德政的过程中,得人用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条件。《论语·尧曰》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列传》)

  得人先须识人。《尚书·皋陶谟》提到“亦行有九德”,即以九种德行查验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是识人的方法。在人才确定之后,唯才是举最重要,“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三国志·许靖传》)。历史上秦用楚材、不计前嫌、不问出身的用人范例俯拾皆是。量才而用、扬长避短、务实不求虚名等也是必要的用人之道。

  用人要管人,治吏是实施德治的保障,“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韩非提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治吏主要靠监督、考核和法律,中央监察机构如御史府(台)、都察院,地方监察如州刺史、道、按察使等,形成了独立的监察体系。以道德、才能、功绩等指标考核官吏,依据结果有相应奖惩。如明代“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明史》卷七十一)。官制规定,如任用地域回避、推荐责任连带、官员定期调动等也能实施监管。无数事实证明,以法治吏很重要,“法平则吏无奸”(《商君书·靳令》)。自唐以后,历代法典对贪污等行为都有详细的惩治规定(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为政得人是为实施德治提供人才基础,用人管人是为德治加强制度保障。

  正己修身是德治对官员的基本要求

  正己修身是官员个体行为规范,也是实施德治对官员修养的基本要求。《尚书·皋陶谟》:也“慎厥身,修思永”。孔子论政有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则从理论上概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齐家治国首先修身。《礼记·大学》又将修身系统化,提出“修齐治平”的理想模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普遍性的要求。从官员为政言,修身包括修德和修能。修德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豁达的胸襟、廉洁奉公的精神等政治素养为重。北宋富弼提醒负责地方官考核、厉行整顿吏治的范仲淹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北宋地方行政区划)哭耶!”(《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修能即提高治理才能,求知和实践是基本途径,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礼记》卷五十二)总之,正己修身最终是为了为政以德,造福一方,强国利民。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论高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都能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堪称政治家中正己修身的楷模。

  正己修身能养成良好的从政素质,加强官员的治理能力和道德自律,是施行德治的途径。

  制度变革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和民情瞬息万变,制度变革势在必行。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具有变革意识,认识到社会治理应因时而进,不能为一己私利苟且因循。孔子认为,夏商周制度虽一脉相承,也是有变化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易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商君书·更法》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吕氏春秋·察今》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对待先王之法要“法其所法”,即遵循立法精神,而非墨守成规。汉代,不少思想家把居安思危、改易更化说得更明白。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说:“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书·礼乐志》)汉末思想家仲长统说:“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后汉书》卷四十九)宋代王安石变法,他明确指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旷日持久。”(《王文公文集·上时政书》)

  制度变革目的是促进社会治理,为长治久安和国强民富提供保障。《商君书·更法》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商鞅因变法死,但新法畅行于秦国,为秦统一中国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既要坚持民本与德治的原则,又要与时俱进。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最终取得成功者,必是那些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民众需要的变革。政治变革,如秦汉之际结束诸侯分封,建立政治大一统,经过百年调整,到汉武帝一系列更化改革,才基本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体制问题,稳固了大一统政治。经济改革,如唐前期实行与均田制相适应、以人口为征税单位的租庸调制,随着历史发展,均田制逐渐瓦解,到唐中期改行两税法,按资产征税,更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基本原则为宋元明所沿用。

  综上所述,民本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石,德治是民本的治理要求,同时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用人管人保障民本和德治的实施,而正己修身既是自上而下对官员普遍的修养要求,又是官员个体修身的需要。制度改革方能适应发展中的民情社情,为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这些传统政治文化理论,都曾经在治国安邦、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时刻,习总书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对于学术界而言,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对古代政治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深入的研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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