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理论与批评的“深度”

——贺《中国文学批评》问世

  文学需要批评,在历史上,批评与创作相互推动,共同书写了文学的历史。中国的文学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多样,对文学的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本《中国文学批评》杂志要做一点什么?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事业中,注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当然是办这份杂志的人们所思考的。据我观察,批评事业固然繁荣,但批评多种多样,有一种批评还是缺失。

  纵观当下的批评,最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种:

  第一是推介性批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要请有影响的批评家们说说话。于是开一个会,有时作家不来,有时作家也参加。作家不来,出版社的人在,说的话可批评,可赞扬。但这些话在一种语境中生成:告诉读者这本书值得买,值得读。作家来了。作家与批评家本来就是朋友,或者,来了就是朋友。这是一场朋友会,朋友间也要批评,但这样的场合,不是来交锋的。用通俗的话说,大家都是来捧场的,场合对所说的话有要求,要说场面上的话。于是,出现了推介性批评的“场”的规定性。当然,这种批评很重要。每年出几千本长篇小说,更多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那么多的书,读者无所适从,需要有权威的人帮助他们选择。当书多到反正也看不完时,需要有人告诉读者,哪一本更重要,先看哪一本,今年的书看哪几本就够了。如果批评家有了这个地位,他们就很了不起了。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造就作品的影响力,形成影响力的传递。

  第二种是扶植性批评。各级作家艺术家的组织,常常做这样的事,组织大腕批评家们对青年、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等人群的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或者,他们为某种想要鼓励的类型的作品开一个会,请人说说话。这种做法很好,表明导向,被讨论的作家艺术家也会充满感激,也许,这还会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需要扶植,作品需要培育,创作导向需要调整。对于批评家来说,参加这种活动也很好。他们是请来的老师,被放到一个指导者的位置上。

  第三种是一些酷评。作家怕酷评,评得头皮发麻,心里发堵。但是,这种批评还是有人喜欢的。喜欢这种批评的,首先是媒体人。人在街上走,街上一切正常,于是对什么都没有印象。如果街人有人吵闹或打架,就有人围观。酷评就是这种意在引发围观的批评。评得酣畅淋漓,说最极端的话,求一个痛快。最好有人与他们配对,针锋相对,有唱有和。这样一来,报纸杂志就好卖了。这是一种求围观的媒体现象。批评家跳到戏台上,聚光灯下,摄像头前,寻求表演性,把注意力吸引去。这时媒体人就偷着乐,多印报纸杂志,悄悄地数钞票。

  除了这三种批评以外,我们是否还要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客观的,直言的,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的批评。这种批评更是有理论分析、与理论接轨的批评。

  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份杂志的特点的话,也许,我可以说,是“深度”。它包括理论的“深度”和批评的“深度”。

  改造批评,要从改造理论做起。近年来,文学理论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第一种是使文学理论抽象化。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本来是指活生生的、有个性的、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人。一些研究者却将它抽象化,用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来研究人。这些研究者的对象,是作为类的人,研究的是“人们”或“某一类的人”,与文学所要研究的人之间,还隔一层。这之间需要一个对接,如果对接得不好,就会出现以“人们”代替“人”,从“人”出发,结果却目中无“人”的现象。

  第二是走出文学而走向泛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的扩容是必要的,跨界也是允许的。但是,从事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例如,对青年亚文化研究,对一些社会现象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有其现实原因。一些青年学者痛感学科间画地为牢现象严重,要打破学科界限,建立公共文化平台。但是,研究的深入,还有待于学科的回归。跨界的现象,有利于启发思考,但是,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对固定的疆域。当一个人可以研究一切时,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家园,研究一切却不研究文学本身。这是研究中的一种无家可归现象。

  第三是研究理论的人,只是在制造关于理论的理论。一些理论文章常常这样写,西方某思想家说了什么,他再说了什么,他还说了什么,最后,他又说了什么。文章到此结束。其实,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所研究的著作本来就不好懂;用自认为有“理趣”的语言复述出来,也很不容易;还需要进行一些综合,将原作者在不同地方所说的话拼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叙述风格上的一致性。这些研究者有这样一种追求:像体育运动一样,理论阅读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理论文章是这种能力的展示。作者在晦涩的文字阅读中磨炼智力,从而用繁复的句子展现这种磨炼的成果,并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示一种孤傲的趣味。至于这种智力训练与所思维内容的关系,就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了。

  走出理论的困境,避免这三种理论倾向,有一个途径,这就是理论与批评的结合。理论的深度,就是深入分析文学活动的现实。理论要研究作家、文本、阅读和批评的现实,这样的理论,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是用得上的理论。这并不是说,理论可以直接从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生长起来,而是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面向这些实践,使理论具有现实对应性,在现实的激发下发展。

  与此同时,要有深度的批评。批评要有好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但是,不能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的,仍是一种感受性批评。批评要结合理论,从作品中总结出理论的意义,用理论阐发作品的意义。说到这里,我想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一百多年前,他将理论与作品结合在一起,互相发明,阐发出深刻的道理。我们今天也许不赞成他的哲学,也许不赞成他对作品的解读,但这种理论与作品结合的尝试,在方法论上,仍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这份杂志下一步怎么走,就像为一个孩子规划前途一样,总会有理想实现的一面,也有事与愿违的一面。杂志的编辑者们既要想好怎么走,也要允许走一步看一步,在文学界的注视下,在读者的批评声中,通过作者与编者的共同努力,不断修正,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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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利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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