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声

  一百年前,《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倡导青年文化为起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国人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尤其是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策略考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了一种“有意的偏激”态度。在《新青年》创刊与新文化运动肇始百年之际,重新审视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新青年》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大肆开展复辟帝制活动,极力鼓吹复古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各种孔教会、孔道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康有为提出应把孔教写进宪法,定为“国教”。面对这股复古潮流,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开展猛烈进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据《新青年》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初创期: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16年2月第1卷止。这是《新青年》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探讨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为旨归,是青年文化的首倡者。《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群益书社印行,原定为月刊,每卷6期。《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大量刊登评介西方文化的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作,主张自由、科学与人权,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成名期:自1916年9月第2卷起,至1918年6月第6卷第4号止。《新青年》因向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发动猛烈进攻而一举成名,成为倡导新文化、鼓吹思想启蒙的重镇。《青年杂志》创刊后,因与其他刊物有重名之嫌,故自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文化期刊。1917年1月,陈独秀被北大聘为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移至北京。《新青年》自第4卷起改版,采用新式标点,只刊用白话文,不再接受外稿,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和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在此期间,《新青年》先是“打孔家店”,接着发动文学革命,开展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批判“灵学”迷信等,向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发起猛烈进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过渡期:自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起,至1920年5月第7卷第6号止。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然而,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办刊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由文化启蒙向政治宣传转型过渡。《新青年》先后开辟“马克思主义专号”和“劳动节纪念专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吹工人运动。后来,由于陈独秀被捕、离开北大和寓居上海,以及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表面上仍以“南北通信”的方式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只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编辑部同人也因观念不同而最终“决裂”。

  发展期:自1920年9月第8卷起,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号止。随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青年》由过去的“百家争鸣”变成“一枝独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刊,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再次改版,随后脱离群益书社,由自办的青年社发行。陈独秀赴广州后,改由《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共产党人陈望道担任主编。由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称其“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因而被上海法租界查封,后迁至广州出版。在1922年7月出版第9卷第6号之后停刊,至此共出版9卷54期。

  终结期:自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出版,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青年》以季刊形式在广州出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瞿秋白担任主编,并强调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但出版4期后停刊。1924年7月复刊,由陈独秀、彭述之等主编,不定期出版了5期。《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共历时11年,累计出版63期。鉴于《新青年》改为季刊后,不再使用原来的编号顺序,故也有学人认为已经不再属于原刊系列。

  《新青年》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何谓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认为,它是“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在20世纪初的社会剧变中,《新青年》高举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密切关联,并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倡导民主与科学。或者具体在四个方面,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一观点的形成,主要源自于陈独秀。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声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然而,通过对《新青年》所刊文章的统计梳理发现,专门论述民主的只有3篇,讨论科学的也不过5、6篇,足见民主与科学并非《新青年》长期的主流话语。其实,《新青年》的启蒙思想非常丰富,涉及政治、伦理、宗教、社会、文学与艺术等各个方面,绝非民主与科学所能涵盖,而且启蒙主题因时而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重要特征。

  倡导青年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指出:“国事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并答读者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办刊宗旨及其初衷,就是以倡导青年文化为核心,鼓吹思想启蒙与文化反省,号召青年“自觉”与“解放”。他还在《敬告青年》中“涕泣陈词”,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此,《新青年》刊发了大量的专题文章,并开辟通信与读者论坛等栏目,就政治、伦理、教育、婚姻、家庭、女性等青年关心的问题开展大讨论,以帮助青年实现“修身治国”的目的。

  批判传统文化。针对袁世凯、康有为所掀起的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和吴虞等人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同封建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和《复辟与尊孔》等文章,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予以猛烈批判。陈独秀强调,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世”,尊孔必然会导致专制复辟。易白沙揭露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和《吃人与礼教》等文章中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并强调:“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吴虞攻击“孔教”的言论反响极大,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李大钊指出:“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仍然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态度。

  鼓吹西洋文明。由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以致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唯泰西是效”才是唯一出路。《新青年》自创刊起,就刊发大量评介西洋文明的文章,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倡导思想文化的全面革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认为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是过时的旧文明,而“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西洋文明则是先进的新文明,其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学说,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他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了“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的结论,进而提出了“求新择优论”,强调中国必须全面取法欧美文明。同时,《新青年》还通过发动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对学衡派、甲寅派的批判等,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主张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既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影响和最见成效的部分。胡适首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大主张,强调“言文合一”。陈独秀深感革命不够彻底,于是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主张从思想内容上进行革命,打倒“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学。胡适、陈独秀的文学主张,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和刘半农还合伙策划了一出“双簧戏”,通过相互论争来扩大影响。此外,《新青年》还开辟文学创作与翻译专栏,专门刊登白话文学和翻译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和《故乡》等小说,以及刊发“易卜生专号”等,为新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借鉴。

  《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而《新青年》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李大钊不仅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陈独秀也迅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于是,《新青年》在宣传西方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逐步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指导劳工运动的重要阵地。

  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将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辟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一组7篇评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外,顾兆雄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和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由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招致不少批评甚至攻击。胡适不仅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且还多次批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并要求“不谈政治”,但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的坚决抵制。

  宣传苏俄革命。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在《每周评论》发表《新纪元》,热情歌颂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青年》自第8卷起重新改版,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手紧紧相握,暗喻中国与苏俄人民的携手团结。同时,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发译自美、英、法、日等报刊上的苏俄消息,发表评介列宁生平及其著作的文章,为读者了解俄国革命提供了丰富信息。

  指导劳工运动。陈独秀在上海期间,开始关注和研究劳工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劳工运动,将“笔墨运动”变成劳工的革命运动。他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辟为“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标志着《新青年》全面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刊物。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标 签:
  •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易白沙,1918年
( 网站编辑:张利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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