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行己有耻”的气节

  清初大儒顾炎武中年北游之后,曾给好友张尔岐等人写过一封《与友人论学书》,书中拈出两句话作为学者士大夫的准则。其一论为学,曰:“博学于文”;其一论为人,曰:“行己有耻”。

  顾炎武对于“有耻”一端极为重视,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他反复说道:“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而在其大著《日知录》“廉耻”条中,顾炎武更是直接说明:“(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其时正值明末清初,学者延续明儒陋习,多喜谈心性,而士大夫阉然媚于世、媚于新朝廷者亦为数不少。所以顾炎武上接圣人之道,树起“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面大旗,并特别指出“耻”是根本中的根本,可谓切中时弊,对于今人也仍有重要意义。

  “行己有耻”是为人处世的底线,从古至今无不例外。从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东汉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再到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不仕于清,再到近代以来为了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严义利之辨,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直是华夏文明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而严义利之辨,正是“行己有耻”的核心内涵,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则是“行己有耻”的行为表现。

  当前一些为商、为政的人纷纷出问题,就是在严义利之辨上面,没有绷紧这根弦。经商以趋利作为唯一原则,而不是如古人所言:“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于是有了所谓的“互害模式”;为政或为自肥,或耍威风为目的,而不是如党的宗旨所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于是有所谓的“四大危险”。概而言之,就是心中的那个“义”字失了位。

  “严辨义利”“行己有耻”之人,就是有气节的人。有气节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挺身而出,什么时候该退到身后,什么时候该奋起直追,什么时候该守身如玉。这样的人,就是道德自觉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受到百姓的欢迎,甚至“望门投止”——即便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时候,老百姓也愿意豁出性命来支持保护他们。

  习近平同志曾经在《从政杂谈》一文中说道:“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这种气节,就是要从“行己有耻”做起,做好修身的根本工作,然后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程中,为民为公,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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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利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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