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8期

谁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

作者:钟勉

原文摘要

  发展现代农业主体应该是谁?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这为我们构建新型农村生产关系指明了方向。查看原文>>

一、大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双重影响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快速发展,部分农畜产品效益明显提升,城市工商资本进入蔬菜、水果、生猪等领域的数量增多、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拓宽了农业融资渠道

  一些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投向农业,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改善、农民群众增收渠道增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一是有助于非农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村发展缓慢,农村的资金、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非农化倾向明显,严重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当前,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展适合于企业化经营的农业,对于缓解和克服农村生产要素短缺至关重要。

  二是有助于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是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的“超小规模”经营,户均土地7.24亩,由于近年来务农成本持续上升,农业比较效益日趋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屡有发生,存在粮食不安全的隐患。引导以工商资本为载体,在农民自愿流转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农场,实现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有效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三是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工商资本拥有技术、渠道、品牌的优势,可以通过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组织,建立供产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竞争能力,以抵御外国“大农”产品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详细]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的实践当中,由于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机制尚未健全、农地保护制度缺乏应有的刚性、公共财政对农业投入渠道的多元等问题,在资本趋利性的作用下,使得工商企业或者工商资本在投入农业的运作当中,产生了一些倾向性的苗头,值得警惕。

  一是工商企业流转农用地带来农地流转市场的垄断性。工商企业雄厚的资本,对农地流转市场可能带来较大的影响。首先是在农地流转的量上,动辄是成千上万亩农地的流转规模。这种规模效应,给农地流转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的理性再流转带来了阻滞,甚至使农村基层自治合作组织的功能被弱化乃至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形成了一劳永逸的固化思维;其次是在农地流转市场价格上,工商资本一般给出的流转价格要高于其它形式流转的价格,有的甚至还要高出40%~5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原有的流转市场带来冲击,而且波及后来的流转价格。在农地流转市场缺乏应有的引导机制的状态下,无序、非理性的竞争就可能产生,对流转合同、流转保障甚至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合作组织的公信力,都带来影响。

  二是工商企业流转农用地带来农业产业发展的盲目性。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之后,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往往会打破原有的比较效益较低的产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农产品生产规模效应的辐射,致使其他农户也可能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而造成区域产业的不确定性;同时,工商企业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在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完全把握,这样就难以产生应有的资本运作效果;再则,一些工商企业在流转农地后,无法与当地农业产业对接,造成农地资源浪费。

  三是工商企业流转农用地带来农业生产资源的失衡性。工商企业流转农用地之后,实行的是企业化运作,必然会购置新的适用规模化经营的农机具,采用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新技术或者在改变原有农产品生产方式情况下生产其它农产品而必须配置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这样,就给当地的农机具和技术资源带来影响,造成原有机具资源的闲置,在一定区域和产业上带来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造成失衡。一旦流转期满,可能又要产生一个资源重复配置高潮。[详细]

 

二、以农民为主体的方向不能动摇

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农村改革30多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力支撑和推动“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只有长期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才能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农村长治久安乃至社会稳定的大局;只有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给广大农民一颗“长效定心丸”,才能更好地稳定农民经营土地的预期、提高农民经营土地的水平。[详细]

赋予并保护农民更多的权利

  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要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二是使得行使这些权利有保障,即权利遭到侵害时,有望得到即时、合理、有效的救济。当然,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国家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生产资料及农产品价格体系,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等。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可以看得出,中央也有意让农民更多地发挥好主体作用。比如,除了对农民更多“赋权”外,还要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改革农业补贴制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等等。

  只有确立农民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农民才可以有效地决定自身的命运。而农民的各项权利如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无论如何也是发挥不了主体作用的。只有当农民具备了表达自己意愿的资格和能力,并能使自己的意愿成为制约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时,地方政府才可能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愿,也才有可能防止官员利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搞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政绩工程”、 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 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 一句话:只有确保农民的主力军地位,才有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福祉的目标。可见,仅仅停留在财产性赋权肯定是不够的, 至少还应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等其他方面的权利。[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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