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9期

金融改革:要善用新型政策工具

作者:张晓朴

原文摘要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注重于定性分析,缺乏量化判断。要有效避免经济金融改革和政策制定陷入口水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定量影响测算、压力测试等方法,前瞻性地做好改革中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全面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新型的政策分析工具可以应用到经济金融领域改革的全过程中。在启动阶段,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论证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在政策制定阶段,可借助定量影响测算预判政策的影响和效果,并据此调整改革的力度、节奏;可通过压力测试判断改革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预警和应急预案,切实守住风险底线。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可借鉴“卢卡斯批判”方法,做好改革宣传和沟通,形成共识,稳定社会预期。查看原文>>

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把握好改革的推进强度

  成本-收益分析是通过考量一项政策的直接收益和成本、间接收益和成本,综合评估政策可行性。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纠正在决策中广泛存在的两个不良倾向,一是只顾需要、不顾成本,二是只顾成本、不顾收益。

  成本-收益分析一般包括四个步骤。一是确定某一政策的影响或结果,并针对不同群体将这些影响或结果分为成本或受益。二是赋予不同成本或收益以货币价值。三是运用一些参数(如贴现率)来平衡当前的价值与未来的影响。四是综合比较直接与间接、眼前与长远的成本和收益。

  例如,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的影响就可以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来看。短期内,如果利率市场化完全实现,四大银行整体的利息净收入可能会比2010年下降近一半,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若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银行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存款利率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可能会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将会为银行能够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银行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强,倒逼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实现内涵集约化经营。 [详细]

 

引入定量影响测算机制,拿捏好改革力度

  定量影响测算(QIS),通过测算和比较不同改革方案对关键经济或社会变量的影响,可以探测前方的“水深”,指导下一步改革的迈进方向与步幅。这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也可以运用于社会领域,如医疗卫生改革、城镇化等。

  例如,为了预判金融系统能否承受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就可以测算在不同改革情景下(可划分为稳健、激进、中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信贷质量等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确保改革风险的可控。

  据测算,如果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扩大至30%,工农中建四大行本外币贷款平均利率将可能分别下降0.32%、0.34%、0.26%、0.34%,利息净收入分别下降6.64%、6.68%、7.26%、7.11%。由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执行下浮的比重相对不高,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对四大行净息差和利息净收入影响相对有限。而如果放开全部人民币存款利率,四大行的利息净收入分别下降42.69%、43.08%、40.07%、44.29%,降幅接近一半。 [详细]

 

善用压力测试,管控好改革风险

  压力测试是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精细化思维方式,有助于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底线思维方法,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

  压力测试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宏观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微观方法。自上而下是将所有测试对象视为一个整体,集中进行测试,如判断经济增速的波动对就业的影响。自下而上则是指先在微观个体层面进行测试,然后汇总得出整体结果,如房地产价格变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商业银行为了管理信用风险,避免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而给银行带来损失,会采用压力测试对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变化进行量化判断。

  以钢铁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为例。影响钢铁企业固定资产贷款还贷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利润,而影响利润的主要因素又有如下几个:建设期的延长,总投资的超支,主要原辅材料、燃料、电力等的上涨,工资的上涨,销售价格的变化,产量的变化,税收政策的变化等等。结合项目评估时的敏感性分析,对于敏感程度较高的因素要格外关注,如果这些因素现在已经发生不利变化或将要发生不利变化,就要进行该种不利变化的压力测试,即假定该因素出现轻度、中度、重度变化时,对利润的影响,进而测算对还贷能力的影响,然后按照影响程度对照贷款分类标准重新判断其质量形态。对各种敏感因素的测算可以是对单个因素分别测算,也可以对两个或三个因素同时发生不利变化时进行测算,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但设定各因素变化的根本原则是这些因素目前已发生不利变化或很快会发生不利变化,而不能仅仅是重复一次敏感性分析。 [详细]

 

借鉴卢卡斯批判,稳定改革预期

  “卢卡斯批判”要求任何政策在制定和颁布时,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因此而做出的决策调整,特别是在政策出台后,应加强宣传解释,引导公众理性认知,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从而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只有在一个可预期的环境中,才会去从事创造和创新活动。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多发易发的情况下,避免社会冲动、易变、浮躁的“羊群效应”,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至关重要,也殊为不易。比如,对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问题,中央明确指出,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正如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有这种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主动,有这种对中国自身负责、对世界负责的使命担当,可以有效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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