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明代的何良俊,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是掌管文书的一个小官。张半洲任南京总督时,何良俊论列数事,其中一条是“肃威刑”。

  他说,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令牌,等于授以生杀予夺之权。而逗挠军机、临阵畏缩者很多,至今没有斩一人以徇。如此治军,要想取胜,是很难的。郎中盛南桥听了说:“你是想让我辈杀人呀?”何良俊说:“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保全千万人也。今独怜惜残兵败卒数十人,而不念东南被杀者千万人也。这千万人,难道不是一条条性命吗?”一席话,说得盛南桥哑口无言。

  作为管理文书的一个小官,何良俊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书生”了。但他的这番话,却是明事理、识大体之言,不可简单地以书生之言视之。如果把这个意思,从治军推广到治国理政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引用孔子的话:“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明朝立国之初,正承元末法度废弛之时,所以专用重典,以肃天下,因而人心帖服。而到万历年时,明朝已承平二百余年,士大夫行姑息之政,祖宗之法荡然无存,如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孔子说“纠之以猛”,绝不是徒为苛刻,而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宁。

  明代的严刑峻法,历史上是有名的。但惩贪除恶,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招致反对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这从何良俊的议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设施岂不截然可观?”他用事实说话,有力地堵住了那些反对者的嘴。

  “经世之道,方圆已耳。方以持世也,圆以调世也。”“盖天下之纪纲法度,以方守之则可振,而以圆通之则易坏。”

  几百年前的新安县,民尚利而使气,凡可以阻挠政令实行的,无不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汝南刘公任新安郡守,三年政成,向朝廷报告,当时的文坛巨匠袁中道给他写了一篇序,阐述其对刘公治理的看法。袁认为,新安这种情况,如果采取圆融调和的治理方法,不但治不好,而且会“有善不得赏,而为善者怠;有恶不得罚,而为恶者横。私意日炽,公道日废”。

  刘公也看到新安“风俗积痼之处”,所以他在治理时“一切救之以方”。上任后,利必举,害必除,豪强尽锄,冤抑尽雪,寒素尽收,权不旁贷,泽不下壅,终于“成就一段光明正大之业”。至此,人们才知“天下有必不可废之公道,有必不可遂之私情。宇宙间自有不爱一钱之清吏,不畏强御之男子”。

  刘公何以能做到这样?关键是他不为流言所扰,意志坚定,勇于担当,“健骨刚肠,山峙鼎立”,视流俗之荣辱是非,无异于蚊虻之声过耳,毫不为动。袁中道因此而感慨:“治天下,则实心任天下之事;治一郡,则实心爱一郡之民”,如此则“纪纲法度可振,人心风俗可回,是斡旋世道之一法也”。

  “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吏治混浊,贪腐成风,积弊日深,人不思进,而以宽治之,无异于舍衔勒而驾驭狂奔的野马,停药石于生命垂危的病人,这只会使马跑得更猛,人病得更深。

  《红楼梦》第33回,写贾宝玉因流荡优伶、淫辱母婢等事,遭贾政毒打。面对上前解劝他的人,贾政反问:“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这番话,说得极为痛切。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以宝玉的顽劣,如果再发展下去,将至于不可收拾,所以绝不能再容忍了。

  治理之道,是宽是严,关键要看现状。如果乱糟糟一团,甚至礼崩乐坏、举世萎靡,还说什么“宽大为怀”,就等于放任与纵容。

  有人说,当今的反腐是一场“人心争夺战”,是党心与民心的“进一步握手”。反腐败斗争之所以能形成压倒性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除干扰,坚定信心,铁腕鲠骨,决不手软。敢于“得罪千百人”,是为了“不负十三亿”。心里有这一笔政治账、人心账,必能在正风肃纪的路上走得更坚决、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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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王润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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