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在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立足循环经济和高科技两个方面。目前,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遭受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制约。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十分严重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二是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边建设、边破坏的局面,生态破坏范围在扩大;三是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所以,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已十分紧迫。另外,面对世界经济激烈竞争局面,国家经济发展也要把高科技放在重要位置,要加大高科技研究投入,要立足在高科技领域占有诸多制高点,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在新常态下,发展循环经济和高科技都需要创新,我们需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如何推进创新建设,应注重制度建设和人文精神建设,这是保证创新驱动的长期基础。

  什么样的制度最有利于创新?核心是公平。公平有利于创新得到合理回报。如果实现了制度公平,那么人们对社会创新贡献越多,社会对其回报就越多,这会鼓励更多创新出现。公平也为创新提供有利环境。社会公平,社会就稳定,创新就有一个好的环境。问题是,怎样才算制度公平?在经济增长层面,公平的制度关键是应实现经济收益的均衡分配。对于因人类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按劳分配。但问题是,有些人由于先天原因,在劳动能力以及所能获得的劳动条件等方面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不能归结为个人不努力。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则做补充,其中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由此,经济收益均衡分配的公平原则应是按劳分配原则和人道原则的有机结合。

  另外,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最有利于创新?核心是奉献精神。首先,创新需要奉献精神。创新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并非个人。因为创新往往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对弱小的个人而言,由于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创新往往是成本大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否注重创新,是否有创新的充足动力,就需要有奉献精神作为坚实底蕴。其次,奉献精神有助于为创新提供一个宽容的人文环境。奉献者往往是包容的。在包容的社会,人们就不怕失败,这对创新是一种间接激励。从历史上看,凡是注重包容的社会,创新精神就丰富。在我国,唐朝的繁荣就与唐朝的包容是密切相关的。在国外,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启与包容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法术和神秘学也构成了当时自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占星术、金丹术、鬼怪学、占卜、法术、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学等。在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中,科学最终取得了胜利,也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包容与纵容不同。包容是对多元化的宽容和理解,而纵容则是对恶的视而不见和放纵。包容本质蕴含奉献精神,而纵容则是极端自私,本质是恶的帮凶。包容与纵容的区别,就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是包容的,而小人则是纵容的。荀子曾经说过:“君子贤而能容罢,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而小人则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同时,若有人伤害到自己,则必是睚眦必报,从不知谅解和宽容。若一个社会满是纵容,则包容必然无生存之地,创新就必然稀缺,而且创新者往往成枪打的出头鸟,先烂的出头椽。第三,富含奉献精神的社会,有助于为创新提供真实信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社会,必然是真实无欺的。社会没有坑蒙拐骗,从经济角度看,自然社会反映出的供给和需求信息就真实,这就为创新提供了准确情报,减少了创新的盲目性。第四,富含奉献精神的社会运转成本低,这有利于为创新者积累创新资本。一个崇尚奉献的社会,由于生产者更多具有自觉性,用于监督的成本就低,或者非生产成本会很低,这时,必然就会有更多富裕资本提供于创新需要。

  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国家除注重创新驱动外,也要重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在要素驱动方面,目前中国最大的优势要素还是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是否已经丧失,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如有学者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已趋于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其一,不能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人口拐点”。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表现是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现在正形成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人口抚养比上升。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其二,中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要素能充分流动,不存在劳动力的制度障碍;二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业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基本与工业劳动报酬相等。但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满足。一是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多种不平等制度设计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流动;二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要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很多;三是农业劳动报酬及农民工劳动报酬并没有与正式的城市劳动者报酬持平。之所以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报酬偏低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并未达到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要素仍是优势要素,我们应积极利用好这个要素。

  如何利用好劳动力这个优势要素,需要国家积极发展有利于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的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能够适应一般劳动力的需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能够适应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另外,面对老龄社会的到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扶持老年人再就业。让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再就业,对国家发展有许多方面的好处:一是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素质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完全可以再就业,让能工作且愿意工作的老年人再继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充实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少一些孤独感;二是可以有效减轻国家发放养老金的压力;三是有利于发挥老年人经验和技术的优势。

  在投资驱动方面,国家应重点投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贫困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另外,投资驱动要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围绕有利于促进创新的项目和内容来投资,要实现投资驱动带动创新驱动,最终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发展。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吴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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