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和政治进步(笔谈)

——驳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

    编者按:对于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中国人并不陌生,也见怪不怪。但一向态度温和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崩溃论”(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还是在国内外理论界掀起了一股新的舆论风潮。“本期关注”栏目邀请了4位学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指出了沈大伟的谬误。

党始终是中国改革的领导力量

田改伟

    沈大伟在提出“中国崩溃论”后,在其他一些场合又进行了各种解释,尽管分析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结论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耸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沈大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中国2010年以后的改革发生了转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够控制中国的改革进程了,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他认为,中国“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中国共产党——作者注)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那么中国共产党真的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并最终会导致像苏共那样的命运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答案就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6年尤其是领导改革开放36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个历程进程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完全有能力把控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且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力量。

    一、 中国共产党具有与西方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还是追求目标方面,都与西方选举型的政党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在领导中国改革、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中体现出来的进取意识、忧患意识、人民意识,使中国共产党在履行执政使命的过程中,走得比西方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更远更稳。

    一是进取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党,并且是一个有能力把理想追求付诸实施的党。新中国成立后,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党领导制定社会发展的规划及落实上。在执政之初的1953年,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党就领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通过此后的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布局,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确定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宏伟目标。为落实这个战略,从20纪80年代以来,党领导制定了六个五年发展规划,展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探索和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懈探索和追求。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66年来,这些目标和规划的实施不但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而且取得了卓越成就。2012年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构想,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进取意识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二是忧患意识。中国有句俗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执政道路能走多远。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党。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种历史担当。面对改革开放36年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依然头脑清醒,提出了党面临的“四种危险”和“四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措施之严厉、力度之大实属罕见,而这一点一定会助推党的执政之路走得更远。

    三是人民意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朝代更替得出的政治智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深谙其中的道理。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能始终保持执政的地位的重要原因。早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人民在特定时期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工具,党没有丝毫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改革开放之后,每当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党就会更加强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使群众明白困难之所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凝聚民心与党一起前行。

    中国共产党执政66年的历史也一再说明,什么时候党的工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就缺少动力;什么时候党的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就相对顺利些,即使遇到一些难题、犯一些错误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迈向新的目标仍然是从倡导走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的。因此,改革的措施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二、 改革开放形成了一支善于执政、充满活力的干部队伍

    纵观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支优秀可靠的干部队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处级以上干部大概有60多万人。尽管其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被淘汰了,但整个干部队伍依然呈现出发展壮大、素质提高、结构优化、能力增强的态势。就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而言,省、市、县三级已逐步形成了年龄梯次结构比较合理、文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良好状态。干部队伍中不但聚集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拥有大批年富力强、具备担当重任潜力的年轻后备力量。

    在如何选拔优秀干部的问题,中国有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官员选拔办法,即“选贤任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选拔干部时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不仅注重干部的私德,更注重干部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对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二是强调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强调“唯贤是举”,保证社会优秀人才能进入到执政队伍中,使党能够聚集各方面优秀人才。三是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保干部选拔任用的主动权始终抓在党的手中。不仅如此,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制度也逐渐完善,使选拔干部的质量有制度的保障。

    三、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应对问题挑战的表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解决问题进程中不断推向深入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就是主动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之举。沈大伟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他看到了中共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但却对中共面对问题和挑战的认识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别有用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规划了落实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改革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政治领域的改革举世瞩目。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改革的权力运行模式和工作方式。而强力“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行动,无疑也是在为不断净化中国政治生态环境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今后的改革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治理创新使中国体制更具适应性

鄢一龙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发展不断迈向新征程的同时,各种“中国崩溃论”也不绝于耳。最新的版本就是近期美国的所谓“中国通”沈大伟发表文章,预测中国体制面临崩溃,中共的统治进入“最后阶段”,一时间在国内外形成一股不小的舆论风潮。

    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生命力的关键不在于它所面临的挑战,而在于它是否具有应对挑战的能力。对于哈耶克、诺斯等西方学者来说,只有具备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党竞争等特征的多中心体制才具有适应能力,与国家权力集中相伴随的是制度的僵化。而中国政治体制缺乏竞争性选举,无法对公众诉求作出及时有效回应,所以无法根据情势的变化加以适应性的调整。

    然而,中国过去36年急剧的制度变迁和政策变迁,及其表现出的应对层出不穷挑战的能力,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一刻板认识。因此,一些温和的西方学者对这一认识进行了有限度的修正。沈大伟本人就曾经将中共描述为调适性(adaptation),但是他仍将中国视为一个自上而下控制的单中心体制,体制适应性来源于中共的主动调整或者被动响应,前者与一党体制后期的权力收缩相伴随,后者导致威权体制的脆弱性加剧。因此,沈大伟本次观点与其说是个大转向,不如说是他固有立场的回调。

    事实上,中国的体制既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也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新中国成立66年的探索和调整,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的新型的治理机制,我们称之为“N+1”中心治理模式。其中N就是指不同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治理,而其中的1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的体制表现出比多中心体制和单中心体制更高的适应能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决策者“从实践中来”的政策学习。能够对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无疑是体制适应能力的前提。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特征,这一特征的背后是中国注重“从实践中来”的政策制定哲学。

    第一,中国的政策过程非常注重调研。重大政策出台之前,从国家领导人、起草人员、人大、政协,以及参与的智库都要开展大量的调研,深入到地方和基层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信息。

    第二,注重将地方的实践经验总结后加以推广。中国的大量政策是通过归纳和提升地方经验形成的中央决策,并加以全国推广。

    第三,注重地方政策试点。大量变革都是从地方进行试点,反复试错,成功之后再推行到全国。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将这一模式称为中国“中央主导的政策试验”。

    第四,注重总结前一轮政策的实施经验。中国存在大量反复进行的政策循环。例如,五年一次的国家五年规划制定,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政策制定前期都要对前一轮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回顾,分析问题,总结经验。

    2. 逆向的公众参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层面和政策领域都表现出对于公众诉求的很高的回应性。从多元主义视角来看,中国确实表现出较低的公众主动参与,但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主动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与需求,王绍光称之为公众的逆向参与。与主动参与相比,逆向参与有助于吸纳参与能力较弱群体的观点,从而获得更完整的代表性。逆向参与研究发现大体有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决策者调查会。指决策者和不同阶层、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公众直接接触和沟通,以了解公众意见。

    第二,动员式意见征集。指通过政治动员系统来鼓励和征集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意见。

    第三,正式渠道的公众征集。指通过公开的渠道鼓励公众建言献策。例如,国家“十二五”规划制定通过网络等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共征集到64709条公众的建议。

    第四,非正式渠道的公众表达。随着网络等公众政策讨论空间的兴起,公众意见通过公开渠道大量地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以及决策的出台。

    3. 协商讨论、集体议决的纠错机制。纠错能力是体制适应性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决策过程中的纠错不是通过相互否决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协商、集体议决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重大政策制定,需要反复征求各方的意见,反复讨论,集体决策之后才能出台。中国的重要政策制定并非“拍脑袋”,而是不同意见“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语)的过程,是无数个外脑和内脑反复纠错的过程。例如,对于国家“十二五”防灾减灾规划中关于灾后救助的一个指标值确定,就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反复讨论推敲,比较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从原先的比较激进的指标值,到最后确定为一个比较稳妥的指标值。

    4. 政治集权与行政放权相结合,维持宏观协调一致的同时,保证了地方政策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大国,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同时中国又是高度行政分权的国家。2012年,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到了85%。中国的治理权是高度下放的,中央政府通过目标、标准和政策进行宏观引导,将具体任务“层层发包”给下一级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又保持多元的灵活性,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5. 党的动员能力和社会自组织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体制的逐步退出,中国出现了独特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日益活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保留了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动员治理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公众社会表现出更为高效的行动能力。最为典型的是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救灾中NGO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避免了西方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

    6. 党长期执政形成的自觉调适机制。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对于外部压力被动响应的政党,而是一个主动的战略行动者。我们可以看到党不断地为人民和国家设置战略愿景,并不断将这种愿景转变为现实。同样,党完全可以根据民众的诉求以及实际情势的需要,进行自我调适,并理性地确定优先次序采取行动。当前,我们党推进的空前反腐败举措,恰恰是领导层看到了民心所向,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而沈大伟所没能看到的是,反腐败并不是一场运动。当前的治标之策,是为下一步从制度建设上根本遏制腐败奠定基础。

    7. 党的领导保证了政府的自主性,从而能够突破利益格局的固化。沈大伟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由于要触及大量的既得利益,不可能成功。他所没有看到的,恰恰由于有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的有力推动,中国才能够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从而避免了奥尔森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分利集团俘获的问题,持续推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改革。我们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进行过评估,发现到2012年,十年前提出的89.7 %的改革任务都基本完成。我们同样可以预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百多项规模宏大的改革,拿出任何一项在西方国家都只会是空头支票,中国却可以做到掷地有声、抓铁有痕。

    在国家治理的不同层面,正是由于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又保留中国共产党领导贯穿其间,从而造成一种放而不乱、活而有序的体制,使得中国能够将分散主体的自发适应性和战略行动者的自觉适应性有机结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沈大伟谈的中国体制所面临的五个危机,只是中国空前速度的转型和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阶段性挑战而已,不但完全可以在体制的框架内加以消化,同时有一些恰恰是中共自我调整能力的表现(例如他说的反腐败、经济改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古人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可见的将来,崩溃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体制,而是又一个国际“预言家”的学术信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府有效管理的基础

卢春龙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怀疑与否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中国政府缺乏统治正当性(Legitimacy)。这种论调,事实上构成了他们观察中国的重要视角,所以每当中国经济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预测中国很快走向崩溃。今年任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预测中国崩溃也是如此。从表面看,他做出此预测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下行、面临着调整与转型的挑战,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沈大伟怀疑中国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正当性(Legitimacy)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它强调的是统治者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如果一个政权长期缺乏统治正当性,那么这个政权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民迟早会起来推翻这个政权。所以,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可、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就成为现代政权首当其冲的任务。可以说,正当性对于任何政治体制都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促进政府的有效运转,对于一国政权/政府的维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对于正当性的理解,强调的是法理型正当性,尤其是强调法理型正当性中的向下问责制和民主选举制度,也可以说西方政治学者对于正当性的理解是局限在西方社会的现实政治运转之上。西方式的向下问责制和民主选举制度强调,如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那么这些官员就会对选区的民众进行负责并且能够对选区民众的利益要求做出直接的回应。现在,西方政治学者把对于正当性的这一局限理解推广到全球、推广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按照这一局限的理解,评判非议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正当性的判断,自然也是采用这一标准。

    但是,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府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比如,东亚晴雨计调查(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都设计了关于政治信任的调查问题,在过去20多年的调查之中,这两项大规模的跨地区调查都得出了非常类似的结论:

    第一,在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信任的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亚地区的政治信任度平均要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

    第二,中国的政治信任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民众对于军队(人民解放军)与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高度的信任与支持,中国的平均政治信任得分要远远高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笔者在我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大样本抽样调查,这些大样本抽样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国中央政府拥有民众的积极评价和较高的政治信任度,这一信任度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在这里,笔者重点介绍两项调查结果:第一项调查是笔者2008—2010年在17个城市(北京、沈阳、天津、成都、武汉、西安、郑州、南宁、上海、广州、深圳、青岛、兰州、贵阳、大连、南通、三亚)中进行的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根据调查获得的数据,我们分析发现,无论是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在对我国政体基本原则的认可上、在对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评价上、在对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上,都比其他阶层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更高程度的认同。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中产阶层对于我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有着强烈的认可与支持,这些原则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政府、军队以及司法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按照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的分类体系,这一对于政体基本原则的支持属于弥漫型(diffuse)支持,这种弥漫型支持是一种高级的稳定情感,实际上包括了对政治共同体和政府所奉行的基本价值规范的认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忠诚度。

    第二项调查是笔者2013年在全国9个省份、348个农村行政村进行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政治信任调查,这一调查测量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四级政府的信任度。问卷设计了1—9的测量量表,“1”代表很不信任,“9”代表非常信任,要求受访者给出自己对四级政府信任度的相对位置。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高(平均分为7.77),与东亚晴雨计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调查结果相比,7.77这一平均得分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是最高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调查发现,我国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主要来自于传统政治价值、公共服务绩效与经济发展绩效这三大因素。

    首先,就经济发展绩效而言,中国政府有着高效的行政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产活动,在过去36年之中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优异的经济发展绩效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对于我国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

    其次,公共服务绩效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在农民对于我国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正面的作用。近些年来,为应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我国政府加快了治理模式的转变,逐渐由“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元治理模式,推行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多元治理模式。政府积极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等民生福利和公共服务工程。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的正当性基础已经出现由经济绩效正当性向公共服务正当性的转型。

    最后,文化性因素,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对于政治权威的尊重,非常显著地影响了我国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这一发现实际上回应了派伊在《亚洲的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那就是东亚国家在面临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时,在面临如何走上现代政治的发展道路时,不能够简单照搬西方关于政治权威的理念。西方理论家所强调的政治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和二分,以及强调政治权威的“非人格化”特征,都是基于西方的罗马法传统和基督教文化而产生。中国人关于政治权威的观念,则强调了传统的家长式权威观念,并对政治权威寄托了道德上的依托与终极诉求。所以,在中国传统中,人们强调更多的是对政治权威进行道德的、非正式的限制,对统治者进行道德的教化与感召。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政治权威的看法,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如此之高。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预期相反,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府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优异的公共服务绩效与经济发展绩效、传统政治价值构成了我国政府正当性的三大重要支柱。这就说明,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于正当性的理解存在着局限性与狭隘性,因为他们过于强调了西方式的向下问责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而忽视了正当性的其他来源。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存在着多元的、混合的来源,而且这些来源之间并不存在优劣高下、先后顺序之分。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中国崩溃论”看美国对中国研究的误区

吕增奎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断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在随后《纽约时报》(3月15日)的“问答录”中,沈大伟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再次断言中国共产党处在一种“霍布森选择或第22条军规”的状态中,无论怎么做都会导致自身的崩溃。

    与此前诸多的中国崩溃论相比,沈大伟教授似乎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给予具体的时间,说“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但是,他所列出的五个论据夸大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严重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所具有的优势,故难以支撑他的结论。因此,沈大伟教授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研究长达40多年的知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研究向来比较严谨温和。这次沈大伟教授却一反常态,显然不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他指出《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标题不是他本人所取的),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在诸多同行的教训犹在眼前的情况下,沈大伟教授仍然就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作出具有高度风险的预言,这实质上反映了沈大伟本人乃至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所存在的几个误区。

    首先,研究视野的盲区。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沈大伟曾经批评美国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探讨缺乏宏观上的系统性和比较视角,也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因而无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预测。如果沈大伟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视野这种“有微观、无宏观”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沈大伟在最近这篇“中国崩溃论”的文章中的研究视野同样存在着选择性失明。沈大伟教授所列出的五个证据,包括2014年底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战》中所列举的十大改革挑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内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即使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也有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判。现在,沈大伟教授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挑战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拥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足够多的资源和经验,就匆忙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4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的研究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就这样明确地批驳了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认为这是“一种无视铮铮事实的一厢情愿”。

    其次,研究方法的错配。在美国,中国研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这就使中国研究受到了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美国的中国研究实际上就是各种研究理论的试验场。从早期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到威权主义理论,再到目前流行的合法性理论,这些理论轮番上阵,成为不同时代关于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尽管一些学者也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可能从社会科学的“消费领域”转变为“生产领域”,但至少目前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把西方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理论和概念套用到中国这个特殊的对象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过去的各种“中国崩溃论”失败的教训就是证明。

    就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而言,实际上仍然套用的是西方的威权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威权主义政权,要么由于无法解决内部的问题而崩溃,要么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入西方的民主政体,因此,无论哪一种走向都注定要走向崩溃。这与沈大伟教授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提出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大伟教授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确实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提出的新分析框架,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韧性的组织……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应当承认,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最后,研究理念的混淆。西方的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国政治时,通常存在两个混淆:一是把作为政治理想的民主与作为具体制度的民主混为一谈,把民主理想等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承认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民主制度。二是把民主与选举混为一谈,似乎不实行全国普选的制度就不是民主的制度。因而,他们往往按照典型的西方政治评价标准,即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来评判中国政治制度及政治发展。这样的混淆,使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既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劣势,也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作为一名对中国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是如此地轻率,不仅与自己作为学者的严谨风格背道而驰,而且与自己多年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确实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如果将其放入到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研究的整体氛围中来看,就不难理解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而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学术圈中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升级,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也呈现出越来越悲观的趋势,即越来越担忧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主导大国的美国二者之间是否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历史来看,与“中国威胁论”如影随形的总是“中国崩溃论”,似乎是为了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冲击。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部)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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