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标注了中国道路新高度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此次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五大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勇于突破思想束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一、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我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现的历史性巨变被公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同时也被学者们称之为“当今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GDP仅19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36463亿元,是1978年的17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全方位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吹响了全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号角。

  但是,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和风险。首先,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发相交织的时期。由于改革对象的复杂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价值追求的多元性,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抵制更为强烈,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协调现有权利格局和正义诉求的难度日益加大。

  其次,与改革初期的单项改革不同的是,很多改革本身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如何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就不是单纯靠某一领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而是与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最后,虽然当今世界总体上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但是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经历着逐渐调整的过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中国的崛起施加种种限制,国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意味着改革真正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二、全面深化改革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

  1.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实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发展。这种竞争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和资源等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财税体制被提升到了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对财税体制的地位和作用最为充分的肯定。

  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其中1978—1993年间,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分级包干”为主线,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提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现在的财税体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财政对于我国政府的每项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撑作用。当然,我国财政体制也存在着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转移支付随意性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问题。为此,未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财权和事权的对称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有了很大改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到1985年这一比例缩小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却开始拉大,2014年达到了2.75∶1。此外,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优质的医疗、教育、卫生和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负担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预见的是,在城乡非均衡发展惯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分享改革成果,《决定》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具体实施手段方面,一方面,《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另一面,《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4.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实施全球化战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由一个发展中大国成长为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例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步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1年的68.8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10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1%。截至2013年年底,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标志着我国正在实现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在产业分工环节上也逐渐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自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结合国外特别是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这一战略将为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有助于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信任,为中国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重大理念和战略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国道路取得成功

  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从统计数据来看,二战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在长达25年以上的时间段内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经济成就举世公认外,中国在应对四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也为世界所瞩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阐释了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蓝图。如果能够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实现上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可以走出一条不同西方道路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道路。

  1.中国道路的成功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保持历史文明延续性的国家,其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历经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发展自然也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彰显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特性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哲学思维。事实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而言,在促进经济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其原因就在于其独特的人文资源能够化解市场经济的缺陷。所以,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取得辉煌成果,再次证明了东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2.中国道路的成功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神化为任何国家要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逻辑,而任何与华盛顿共识相违背的发展战略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端。

  值得引以为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使得人们相信在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之外,还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使得众多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勇气去探索真正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从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平衡。中国道路的探索与成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也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3.中国道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于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中所总结的宝贵经验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中的突破和创新,以及创造的多领域、多方面经验,很多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道路始终坚持民生优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具魅力,并且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顾保国,求是杂志社;张斌,国家财政部财科所)

责任编辑:吴强 李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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