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危机与现代社会如影随形。上个世纪70年代,东西方阵营曾同时陷于危机之中。但是,面对危机,中、美、苏三个大国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深入研究三个大国的变局之道,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关于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新启示,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三个大国不同命运的内在奥秘。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赤裸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外围”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主权”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即我们常说的十年“文革”。“文革”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是常态,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机造成的。就这一时期的三国危机而言,很显然,危机直接来自政治领域,都是由政治危机导致的。但是,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则更是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源,甚至可以说经济危机的权重大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危机的权重大于经济危机。面对政治危机,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文革”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闹独立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政变”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宪政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宪政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宪政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宪政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一些头绪来。第一,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互动状态,一种权力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无形但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并最终影响到国家权力形态。第二,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经济方法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因为它关乎国民的直接诉求,即经济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第三,作为一种结果状态的政治权力,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即结果性的政治权力不能当作答案去解决问题,这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自觉自信问题。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在围绕“政体论”做文章,在理论上把所有问题归罪于政体问题,致力于推动他国政体转型,但是他们从来不从自己国家的政体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在变革方式上,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具有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政治权力的变革则必须严守“固本革新”的原则,而且必须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渐进主义的革新。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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