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及作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1951年出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首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迄今各国和地区关于中产阶级仍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各国的共识是:中产阶级人才济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稳定器”。

  一、西方国家中产阶级萎缩

  白宫2010年发布一份报告,勾勒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6大标准:经济稳定;有一套住房;有退休保障;能保障孩子们的健康和供他们上大学;拥有汽车;有能力外出度假。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产阶级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据美国统计局数据,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68年的53.2%降至2012年的45.7%。

  美国战略预测网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在《中产阶级危机和美国实力》一文中指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一问题正在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社会秩序,并对美国实力构成威胁。文章介绍,2011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9103美元,比2000年少4000美元,如果把社会保险以及州和联邦税考虑在内,实际收入已少于4万美元,这意味着每个家庭的月收入约为3300美元。弗里德曼深入分析了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位数收入能让一个家庭只靠一个人挣钱来养活大约3个孩子——通常是丈夫挣钱,妻子做家庭主妇。靠这个收入还能购买一套普通住宅、一辆最新款汽车和一辆老款汽车。这样的收入能让人们驾车外出度假,花钱仔细的话,还能有结余。”如今,收入为中位数的人或许能勉强过上这样的生活,但不会很轻松,在大城市会十分艰难。而且,这是对中位数收入家庭而言。半数美国家庭的收入低于此,他们会被挡在拥有住房、汽车和其他相关便利设施的中产阶级生活之外。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将美国贫富悬殊和中产阶级萎缩和收入下降归咎于体制因素,认为是市场投机和政治运作结合作用的结果。他引用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到2009年,已经达到0.47。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表明,当前的美国政治体制已经被强势经济集团绑架,使美国市场和税收制度更加有利于富豪利益,平等竞争的国家形象逐渐黯淡,民主制度对民众的关切日益淡漠,国家凝聚力正在下降。

  西方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和收入占比都在萎缩,富豪财富占比继续扩大,而低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占比仍在缩小,贫富差距都在拉大。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德国月净收入介于860-1844欧元的中产阶级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66.5%降至2009年的61.5%,同期内,高收入群体人口占比从15.6%升至16.8%,低收入群体占比从17.8%升至21.7%,高收入者月平均收入从2400欧元增至2700欧元,低收入者月平均收入从680欧元降至645欧元。法国智库战略分析中心2007年底进行的民调显示,约2/3到3/4法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2008年,法国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中间值为1467欧元,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强制性开支”以及支付食品、交通、医疗、教育等开支后,每月剩余约300欧元用于娱乐、服装等消费。在这部分群体中,48%的人当年没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没有去过电影院,34%的人没有汽车。法国政府已无力推动中产阶级继续扩大,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情绪正在中产阶级内蔓延。在英国,个人年收入超过2.5万英镑(约合4万美元)、有房有车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属于中产阶级。在英国约6100万人口中,中产阶级人口占60%到75%。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不是处在金字塔顶端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低于2万英镑的工薪阶层,而是中产阶级,他们贡献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70%左右。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导致许多白领职工失业,中产阶级队伍萎缩,其中有些人甚至变成了贫民。在日本,当年曾号称“一亿总中流”,约九成的民众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显示日本收入和财富差距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中产阶级收入和财富缩水、经济生活状况趋于恶化。

  二、发展中国家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在继续扩大。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3年3—4月一期刊登美国外交学会东南亚问题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一文,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队伍扩大至原来的3倍。法国《世界报》2013年3月27日刊登阿兰·福雅题为《中产阶级新世界》的文章,文章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2009年,亚太地区每天收入在10到100美元的人数为5.25亿,到2020年将增至17.4亿,2030年将达到32.28亿。非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产阶级人口达3.55亿,占非洲人口总数的34%;预计到2060年,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11亿,占非洲人口总数的42%,中产阶级将对未来非洲经济发展和繁荣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面对的主要挑战是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4年12月12日发表蒂姆·费恩霍尔茨题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的文章:“一个充满潜力的新兴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带来增长与繁荣,但随着它进入全球经济排行榜的中间行列,增速逐步放慢。人们对未来积累财富的希望逐步减少。这个新兴市场落入了‘陷阱’。”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共同发布题为《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分析,过去200多年间,多数国家和地区顺利地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往往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止步不前。报告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韩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色列、波多黎各、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等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88个国家和地区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有的下降为低收入经济体。

  经济学家们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只有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群众收入相应增加,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曾介绍新加坡和韩国都特别重视教育、创新、技术进步和社会正义,因而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成功克服障碍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丰富经验。到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在国内自然资源贫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韩国高度重视教育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到1990年,教育开支已占韩国财政支出的19.6%。到1991年,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初中升学率达到99.65%,高中升学率为93.9%,大学升学率为57.2%。为实施经济发展计划,研究和开发投资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98年达到4%,2001年达到5%,占比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大大提高。从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91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的30年期间,韩国政府和人民依靠教育、科技创新和勤奋,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增至2808亿美元,增长近120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7美元提高到6316美元,增加了70多倍。到2013年,韩国人均收入达到19557美元。韩国为新兴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是,如果政府采取正确政策、依靠群众的创新和奋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能够避免的。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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