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文艺“市场批评”的反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文艺批评的社会作用,他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同时,对于近些年文艺批评的某些不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确实戳到了当下批评的痛处。

    人们肯定还会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曾经是文艺批评的黄金时代。文艺批评不仅积极参与作家、艺术家的各种文艺活动,还积极介入社会大众的文艺生活。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从文艺作品欣赏、艺术创作创新,到社会文化变革、消费趣味引领,文艺批评几乎无所不在。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向,文艺迅速地从曾经的“社会中心”,走进了“边缘地带”。面对文艺被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一场带着愤怒情绪的文化批判运动出现在了1990年代。不过到了1990年代的中后期,这场由一系列反思和批判组织起来的文艺批评运动,就基本丧失了势能。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由各种讨论和反思所积累起来的文化能量逐渐被耗散了。相随而至的是,在文艺批评领域,那种以学理为主导、强调文艺社会价值,并曾经占有主流位置的历史批评,基本撤出了阵地;在历史批评的战线收缩后,一度不为大多数作家、批评家所承认和认可的以营销为目标的“市场批评”,则保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它还登堂入室,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近年来批评的主角和主导。于是便出现了“市场批评”持续喧嚣、历史批评基本失语的新场景。此种情况,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

    当下文艺批评的几种表现和特点

    许多人都会注意到,新世纪以来这十余年间的文艺批评,呈现的是一种纷繁杂乱、言说各异、众声喧嚣的状态。如果做个简短地归纳,那么大约有如下一些具体的表现和特点——

    1.自说自话批评“很流行”。可以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里,很少批评话题的交集,没有对具体作品或文艺现象较普遍的社会关注,没有针对某些问题展开过较深入持久的讨论……已然成为文艺批评的基本气候。无论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关心它的批评都不会多。无论获“鲁奖”“茅奖”,还是获其他什么奖的作品,均难吸住批评的眼球。没有讨论和争论,甚少批判和回应,自己说给自己和自言自语,就构成了时下批评的一个新特点和新形态。所谓批评家们的评论也好,所谓普通读者或观众的评论也好,大多都是在自说自话。最多,也不过是在“小圈子”里做一番“自我消费”而已。

    2.主流批评失“主”。新世纪以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界基本没有形成过什么主流批评。宏观望去,文艺批评似乎相当热闹。但仔细分辨起来,却发现多为嗫嚅自语,小嗓小音小声,嘈杂一片。在这个杂音遍起的批评领域,由于没有主流方向和主导信号,没有人知道应当朝哪个方向走。也许有人会说,主流批评的声音依然存在。这似乎也是真的。不过,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惭愧的事实。因为主流批评的这种“存在”,通常只是零星存在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各种文艺奖项的评奖前后。通常来看,这种声音不仅微弱,且往往无人肯于倾听。

    3.“市场批评”高调而火爆。就一般社会公众的批评认知而言,近年来的文艺批评比较活跃的似乎只有两种。其一,是由作品生产方(包括作者、出版者、制作者、销售者)组织完成的“市场批评”;其二,是由阅读方或接受方(包括读者、观众)自发进行的“即兴批评”。就批评的现实来讲,“即兴批评”由于是通过自媒体形式传播的,因此也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由于其自为和分散的传播特点,所以既无法成为社会主流批评,也无法产生主导性的批评影响。因此在一般民众的印象里,似乎“市场批评”才是真正的“主流批评”。尽管“市场批评”的具体营销目标是分散的,总体上并不会形成真正意义的批评主流(在具体的“市场批评”那里,都有各自的营销目标。它们不会,也不可能向非己目标投放批评资源),但由于其采取了花样翻新和狂轰滥炸式的“批评营销”模式,给人们带来的“感官印象”就是高调和火爆。特别是,如果生产方对批评的投入水平够高,那么“市场批评”就可能在批评领域中短期“炸”出一个“主流话题”。事实上,“市场批评”高调和火爆传播的一些营销话题,确实都成为了现下民众们“关心”的批评主题。

    4.不讲理性,只玩儿感性。在历史批评普遍撤出后,批评领域就主要变成了“市场批评”和“即兴批评”的舞台。作为这种角色转换的伴生物,随之出现了批评活动中理性客观态度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原本需要认真乃至严肃对待的批评分析,转而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活动。譬如,在现在的影视作品批评中,多为摒弃理性、只玩儿感性的营销炒作之作。各种评论言语同时“下场”,各自抱持姑且说之的态度。而观众们对这些“自傲自诩”类的评论说词,也只是姑且听之而已。至于那些在自媒体渠道里传播的“个人说法”,就更没有人会去在意了。听着有意思,听着好玩儿,听着没负担,似乎成了所有人的批评追求。于是,批评者们并不在意曾经说了什么,围观者们也不在意曾经听到些什么。文学批评的所有一切,都在这种不求真切、不做追问、鲜有争辩的感觉之中,速生速死着。在感觉中,“市场批评”可能达成了怂恿消费的目的;在感觉中,“即兴批评”可能完成了自我宣泄的任务。

    警惕“市场批评”的营销倾向

    近年以来的批评活动中,尽管也会有严肃的历史批评的声音存在,但其不仅相对微弱,而且总体上还被淹没在了“市场批评”的喧嚣之中。于是,浮躁、平庸、零乱、肤浅、短暂、迷茫、冲动、感觉化、表层化、碎片化等远离文艺理性的“情绪化”观艺现象,一时间成为社会审美的时尚。就文艺批评的全局而言,历史批评与“市场批评”之间,确实应存在一种共生、共处的关系。但这两者间的共生和共处关系,在现实中并不平等。在近年的文艺批评领域,真正扮演主角的就是“市场批评”。而曾经的主角——历史批评,则只是奉陪侧位而已。

    今天,人们在“市场批评”那里可以看到,文艺批评活动的真实目的,已经相当程度地离开了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勘察、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对文学审美的关照。相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一些文化产业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文艺批评已经变成了市场营销策划中的一个构件,变成了“整合营销传播”里的一个渠道工具。在“市场批评”中,文艺的意义其实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至少不那么重要了),作品本身似乎也不再重要了。因为在“市场批评”那里,市场才是最为主要和重要的,文艺作品只是市场的一个元素或噱头。比如,作品生产出来后,发起和组织评论活动最为积极的,往往是作品的生产方(特别是出版商或发行代理商),如果是影视类作品,就会主要是制片方和院线方。而无论是哪位评论家或文艺名家,能够为某些特定作品(或产品)做相关评论(包括写批评文章、出席发行式或售书仪式、接受媒体采访、出席首映式、参与各种与产品营销相关活动等),几乎都是由生产方策划并安排实施的。另外,有相当多的批评文字,是由“软广告”来直接完成的。譬如相关新闻稿和新闻评论,就均属此类。这当然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作者们,会疏远批评家,转而寻求新闻媒体来“做评论”的原因。

    文艺批评发生市场化转向,“市场批评”独家坐大,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决不意味着,“市场批评”的一切就是合理的。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起步上路的“市场批评”,所以至今不被人们普遍认可,主要与其本身深刻的市场烙印相关。作为文艺批评的一种样式,在推动文艺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市场批评”当然功不可没。但对于“市场批评”的一切从市场出发,一切以营销为目的,用市场的“秤”去衡估文艺价值,是很难令人们完全赞同的。也由于把自己降为营销的工具和手段,“市场批评”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取向明显减弱了。对于普通读者或欣赏者来说,文艺批评显然不再是报纸评论版上的热络讨论,不再是学术或文艺期刊上的严谨文章,不再是研讨会上的诚恳发言;而是那些印在图书勒口或封底上蛊惑人心的评语,是那些大众媒介节目中的“吹喇叭”声音,是水军微博上一两段煽情闲语,是网站栏目里的几句颂扬描述,是在任何场合中为“文艺商品”的卖力吆喝。就像市场信奉交换原则一样,“市场批评”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在“市场批评”那里,一部作品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是由“红包厚度”来决定的。

    不能否认,在“市场批评”的过程中,确实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的言语出现,然而,就其实质而言,这只是“市场批评”为自己涂的一层保护色,是甜得发腻的蛋糕上的酥皮。在这层薄薄的保护色和酥皮下面,人们真正遭遇的是非批评、反批评的市场营销逻辑。

    亟须重振的历史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当一定范围内文艺乱象丛生,迷失方向、出现偏差而不自觉时,就需要严肃的文艺批评及时站出来,发挥其引领方向、评判是非和纠正偏差的重要功能。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普通民众对文艺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特别是在文艺、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和相关信息海量传播的情况下,文艺批评的引导、指示、筛选、甄别、判断、评价作用就更显珍贵。也就是说,在精神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 ,人们在文艺生活上就更需要批评的帮助。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艺批评主要不是“市场批评”。实际上,我们所指的是历史批评。遗憾的是,当我们回望近年来的历史批评时,不难发现,历史批评不仅表现得极不给力,而且毛病还挺多。

    1.历史批评不作为,是“市场批评”独大的主因。在我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历程中,历史批评不仅曾是社会中文艺生活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还一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因文艺边缘化的“客观理由”,历史批评就走向了不作为的极端。在这里,历史批评似乎遗忘了自己本该尽到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曾几何时,在人们的文艺生活中,几乎听不到多少历史批评的声音。文艺作品的历史意蕴和人民性品质,基本处于无人真正关心的孤单境地。回想近年来“好话批评”和“炒作批评”的日益盛行,主要与历史批评的消极姿态和几无声音有关。如果历史批评本身消极,如果历史批评没有声音发出,如果历史批评不出场,那么人们选择“市场批评”,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供选择。

    2.历史批评实践品质蜕化,成为满足于“壳”中生存的学院派。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批评中,学院派从来都是历史批评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初期的十七年到新时期的80年代,情况大体如此。由于学院派一直积极投身文艺批评,并扮演着主力角色,因此人们对其学院派的特殊身份,很少会去注意。那时,没有人强调过什么学院派批评的特殊性,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学院派批评在批评本身上与其他批评家有什么差别或不同。然而,近年来,情况大有变化。在批评市场化的潮流推动下,历史批评已悄然退潮。作为历史批评消退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学院派批评基本上离开了对社会实践层面的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院派批评完全回到了学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院派批评,差不多是一副“自给自足”的形象。它讨论文艺作品,但只限于在学院派的圈子里进行;它进行批评活动,但只使用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一种方式;它可能会有展示观点的冲动,但文章只限于在核心期刊发表;它不太关注社会文艺热点现象,因为评论热点的论文往往不适合被核心期刊采用;它一般不会参与博客、微博、报纸、电视、广播和一般杂志上的文艺批评活动,因为它们既耽误时间,对于评职称、拿课题又毫无用处……总之,在高校科研指挥棒的指挥下,学院派批评几乎完全变成了脱离社会实践的“学问”,变成了一种在学术“壳”里生长、不见风雨的玩意儿。

    3.历史批评的缺席,在于其罹患的两种“失语症”。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历史批评之所以少作为乃至不作为,除文艺边缘化和批评市场化的原因外,其某种程度上出现失语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具体原因。历史批评的失语,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生理”性失语。经过学院派批评的不断强化之后,本应通俗讲述的批评语言,变成了艰深的学术行话。实际上,此种倾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非学院派批评。也许,此类语言的使用,强化了批评的所谓学理色彩,但却无疑使批评本身变得晦涩难解。这让普通人理解起来异常费劲,久而久之就使人敬而远之了。说得不客气一些,学院派批评的“生理”性失语就是“不会说人话”。其二,是“心理”性失语。面对被“市场批评”热炒的大量文艺现象,多数情况下历史批评并不发声。其很少发声,甚或根本不发声的原因,就是不屑、看不起。人们可能会发现,越是市场上被热炒的作品或现象,历史批评就越是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们不敢说,历史批评在骨子里是不是有什么理想化的东西想要坚持,但其刻意与通俗和大众保持相当的距离,却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批评所以会陷入某种失语状态,其实还与我们的评价体系出问题紧密相关。自从我们不再理直气壮地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创作,自从我们放弃了把现实主义作为基本评价标准,自从我们不再把人民性作为古典作品的“定性原则”,自从我们失去了对既有批评标准的自信之后,近年来的文艺批评就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的批评仍然无比尴尬。当一些人对文艺批评坚持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不再自信,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不再自信,甚至对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也不再自信,他们还怎么可能坚定地、清醒地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给予有力的批判。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轻易就放弃了原有的批评标准,但又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武器可拿。于是,就只能是两手空空。

    具体而言,无论文艺生活如何“小众化”,无论欣赏趣味如何“个人化”,但社会总需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如果说,历史的、人民的批评标准不能简单替代或压制小众的、个人的标准,那么同理,小众的、个人的批评标准和批评多元化,也不能成为否定历史的、人民的批评标准的理由。如果再进一步讨论,那么肯定会有另外一些问题出现。比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难道不需要为人民服务吗?现实主义是文艺真能丢得开的吗?文艺难道不应当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承担道义责任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批评标准问题。他指出,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对于已经迷茫多年的文艺批评来说,这不仅是一副理论清醒剂,还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支点和依据。因此,历史批评不应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不应消极怠工。面对“一枝独秀”的“市场批评”,它需要认清并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坚定立场,抖擞精神,重拾优良传统,重新回到人们文艺生活的前沿地带。

    (作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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