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方:把事情商量好商量成”等5则

    王明方:把事情商量好商量成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改革攻坚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发展既有诸多难得战略机遇,也伴随着不少困难和挑战。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矛盾交织叠加、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背景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一个重要的基础性任务是凝聚起广泛的社会共识。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社会共识是极其珍贵的政治资源,人们意志的统一、力量的汇聚、行动的协同,都有赖于共识的形成。如果缺乏广泛共识或共识度不高,就难以把事情办成办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正越来越彰显出有利于形成高度社会共识的鲜明优势。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担负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崇高使命和天然职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团结、出感情,最关键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个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合作共事,这就决定了能够通过民主协商就相关事项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也就能够把事情商量好、商量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这也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原理和固有逻辑。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

    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姓马”是专业,“信马”是信仰。专业可以变为单纯谋生的手段,而信仰则是高于谋生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做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科学学说,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一种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行为原则、理想追求、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可以没有人的参与而自动起作用。相反它必须有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为之奋斗,为之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信仰有区别吗?当然有。科学是共有的、普遍的,而信仰是个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信仰,其中就包括每个共产党员个人的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资产者们可以不喜欢劳动价值论,不喜欢剩余价值学说,不喜欢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喜欢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总之,他们可以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或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照样存在。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和信仰是统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态度。越是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越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性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的信念和情感。谈论马克思主义完全避开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年来,“共产主义”这个词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共产主义理想问题。这里涉及到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共产主义应该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这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能因其遥远而根本不能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明确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当一种所有制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它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但要坚决反对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全盘私有化思潮。作为成分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并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太虚境界。马克思明确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的现实的运动。”在我看来,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全部脱贫,强调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作用、公共财政的作用。凡是泽及全体人民的公共福利,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朝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就是在社会主义中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3月2日)

    胡钰: 以“五个尊重”为着眼点,确立新媒体传播的伦理规范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新媒体也要讲导向”,这为规范新时期新闻传播行为确立了根本原则。近年来,以移动化、微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传播改变了媒体生态,也让新闻传播机制呈现新特点,网民个体的自生产、再传播成为普遍行为。新媒体的繁荣让新闻传播的活跃度大幅度提升,同时给新闻传播有序发展带来了挑战。预防新闻传播失范,一方面靠制度从外部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靠伦理从内部进行约束。新媒体传播并非无禁区,需要树立一些核心伦理理念、形成基本伦理共识。首先是尊重客观事实。新媒体中的新闻传播追求“无事不报、无报不快”。一个新闻事件出来,往往快速报道、转发、传播,而且越是反常的内容传播得越快,甚至加上情绪化的评论,造成新媒体中充斥许多不实信息。这种“快传播”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新闻本源理念,它不追求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传播,因而削弱了新闻传播的公信力。不容否认的是,不论传播方式如何,尊重客观事实始终是新闻传播的底线。每一次新闻传播都是对传播者信誉的展示,传播者必须对新闻源和新闻事实进行核实,在理性判断的前提下进行传播。一是尊重知识产权。二是尊重个人隐私。三是尊重社会公益。四尊重国家利益。新闻伦理的实现,离不开新闻传播者的自律。实现这一自律,需要媒体从业者提高新闻伦理素养。在自媒体传播中,几乎所有网民都是新闻人。因此,新闻伦理素养培育面对的就不仅是新闻媒体,更要面对全体网民的新闻传播行为。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效力,积极建设微博、微信与客户端中的新闻伦理传播平台,在新媒体中增强自我引导力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新闻传播秩序。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

    尚庆飞: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

    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发展态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治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治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作用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加以透视的。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及其作用力,诸如,党的强有力领导、高度的群众动员、政治一元化格局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有学者提出,作为“治理中国”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持续重要性来自于其对行使政治权力的继续全面支配,来自于党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所提供的全国性纪律。还有学者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中共必须处于一个永恒的循环之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 和灵活性”。二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或制度的特殊性使然,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凸显,诸如高度集权的体制、政府对于经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等。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加拿大]马克·沃伦:协商民主理论应被关注

    中西方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认为,中国不存在多党竞争,因此不被认为是一个民主体系。但是,我提出的问题导向的民主理论,其动机正是为了避开西方民主的模式,而将目光投向一种真实的政治体系的运作情况和治理能力。这个理论与中国无关吗?我认为不是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能力就不可能开启民主化。强大的国家能力可以为民主化提供条件,而不是与民主化越来越远。反观中国,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其日益增长的政府能力,像许多国家一样,政府需要做许多事情,比如减少失业率,使更多的人脱离贫困。这些政府能力对民主非常重要。此外,中国政府发展出了党内的决策咨询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使市民参与到商谈中,许多协商民主的沟通机制正在中国上演,中国政府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和过程来获得政府能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府愿意聆听民众的意见,这些变化都是与民主进程相关的。中国政府既有强大的政府能力,同时又显露了一些协商民主的迹象,这些特征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我所说的问题导向的民主正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政治系统应该做什么才能称为民主的?目前有哪些手段可以用来保证民主功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出现的这些征兆应该被关注。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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