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已成为当前外贸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鉴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低水平徘徊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有所收缩等不利因素冲击,我国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之路并不顺利。在此情境下,应探寻新的应对国际规则和价值链布局的方法,打破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分工,着力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一、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分工特征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强调,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着力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联接,已成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关注重点。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分工新体系逐步形成。随着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产品价值链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发展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不像以往仅仅凭借一个具体产业或行业及特定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布局,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交易效率及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这导致以国家层面、产品层面为基础的要素禀赋差异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被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产品价值链所替代。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iPhone手机的生产要环绕地球一周,全球超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为其提供原材料及零部件,由美国设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德国等国提供零部件,并最终在中国组装完成。苹果公司的外部价值网节点企业包括了多个行业的合作伙伴,而苹果通过完美的产品平台,将这些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力整合起来,进而搭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新兴国际分工体系。

   2.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和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试图继续主导全球价值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抓手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分工中逐步被价值链低端锁定。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仅占据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且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占据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80%—9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享受了全球价值链深化所带来的贸易投资福利,但总体而言在价值链中获利微薄和话语权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中国在全球制造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变得更为艰难。而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复苏乏力,纷纷推行旨在重塑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遏制制造业“空心化”。如美国推出的在清洁能源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信息通信和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欧盟在研发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等领域建立的欧洲创新技术学院等,力图夺回和保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通过构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试图继续掌控未来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3.新兴经济体加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日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步加深。来自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与1996年相比,2009年中日韩三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分别由0.37、0.24和0.20上升至0.48、0.34和0.38,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盟的0.26和0.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仅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和产业转移,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调整。以中国为例,对外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27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价值链联系正日渐密切,并对全球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布局产生积极作用。

  二、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机遇

  当前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美欧等发达国家正积极推动制造业回迁和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谈判,谋取新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权。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区域经贸新规则,提高了中国打造全球价值链的门槛。同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调整,也不利于中国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是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我们也面临有利的条件。

  1.“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有利于延长中国自身价值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思路,“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共同发展,旨在发挥我国经济大国、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与广大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层次合作。“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平等性和自主性的原则,通过与沿线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便于我国从国际市场、资源配置、产业转移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沿线65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10-2013年,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高出全球平均水平4.6和3.4个百分点,为通过产业对外转移和对外投资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以我国优势产业的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国内产业链可依次向周边及沿线国家拓展,通过与国际产业链的高效对接,提升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并延长自己的价值链,提升分工地位。

  2.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有利于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综合优势对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廉价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长期被忽视的环境成本。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接近峰值、快速城市化提升了土地价格、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等。但另一方面,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我国也正在形成一系列新优势: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使我国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硬件环境,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还形成了规模庞大、功能完善的产业供应链网络;在机械、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等领域,我国形成了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我国科技人力资本总量,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利用这些竞争新优势,部分核心优质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自己的生产链,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向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转变,可形成以我国大型优质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

  三、如何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1.着力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效协同。在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的基础上,适度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尤其要注意发挥大型跨国公司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步掌控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通过全球布局促进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链的全球优化。对那些能源资源依赖性强、环境影响较大和产能超出国内需要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应加强“走出去”,使之贴近能源资源产地和消费市场,以降低物流成本,为东道国创造更大附加值和就业。而对那些能有效增强中国产业优势、满足消费升级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如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我们应加大“引进来”力度。同时,应该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以政府间协议保障企业公平的外部环境,保护企业发展利益,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国民待遇为原则优化外资环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创造吸引外资发展的公平的国内环境。另一方面,引导核心优势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对外投资,通过跨境产业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竞争力,并通过日趋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来降低企业风险。

  2.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推动高质量海外并购和优势产业海外延伸,构建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一是通过加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拓展中亚、东欧、东南亚、北非等新兴市场,使之逐渐成为海外并购的新热点。二是利用我国在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及电子装配加工等领域的新优势,促进“走出去”与“引进来”协调发展,并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新形式。三是拓展资金融通方式,利用“一带一路”机制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及金砖银行等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更丰富的配套融资服务。四是国内各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开展集群式对外投资,推动中国产能和产业链向海外延伸,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建立自己的全球产销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

  3.有效应对TPP协议等高标准规则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TPP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规则明显不符合我国当前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我们需要根据利益相关程度和条件成熟度渐进对接新规则。首先,要深入分析TPP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战略层面着手研判科学可行的应对预案,并切实建设好上海、福建、天津、广东四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途径,积累经验。其次,合理利用TPP倒逼国内改革,针对国内薄弱环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与现行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接轨。加快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建设,为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减少外部阻力。第三,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支持WTO在世界经贸治理中的作用,协助其进行改革,推进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应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以应对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避免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贸易壁垒。

  4.准确评估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深度嵌入与打造中国自身全球价值链并举。我国目前处于由传统比较优势向新竞争优势的过渡时期,传统的资源优势、生产要素成本优势虽逐渐减弱,但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要求我国在寻求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既要继续通过高质量双向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努力实现价值链攀升;又要在某些新兴行业中,利用自身的竞争新优势努力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构建以我国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逐渐饱和,凭借市场、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成本优势,通过扩大吸收外资和出口模式升级的方式,我国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借此,我国装备制造企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提升。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新优势,通过跨国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全球市场上优化装备制造业产业布局,搭建全球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新平台,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逐步构建中国自身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14ZDA082]、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服务业双向投资与创新竞争力提升研究”[2015SKL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吴强 李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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