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的确,尽管过程会颠簸、曲折、漫长,但历史总是顽强地以自己的方式前进,体现着人民的意志,昭示着人民的力量,朝着人民的愿望和希冀。历史终将以人民的选择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因此,把握历史只有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才会有更充分、更深入、更真切的理解和认识。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历史研究中,人民史观被淡化、搁置,甚至被虚无、否定,几乎成了当前众声喧哗的历史叙述盛宴中的缺席者和失声者。一些学者偶尔也会在理论层面提及人民史观,但一进入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就有意无意地背离了人民史观的基本精神。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捍卫、保障和发展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是其根本使命和中心任务,坚守人民史观是其必然选择和本质要求。我们不能也不应因为人民史观与西方和个别追随西方的学者所传播的史观倾向不同,就动摇或失掉我们的史观自信。当前来看,强调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不仅是相关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科学化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一

    人民史观是以人民为历史主体、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之根本动力的历史观。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和历史根本动力的地位,不是靠理论演绎或逻辑推倒得来的,而是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奠定的,是他们以自己的社会贡献与历史功绩来体现和证明的。正如列宁所说,“资产者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财富”。(《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49页)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决定力量,他们既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又是精神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无限丰富的源泉。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他们的行动、理想和愿望指示并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就是历史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04页)列宁把人民称作“自觉的历史活动家”,(《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127页)认为决定历史结局的正是广大群众;毛泽东也断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他们普通得如大地和空气一般,但我们却一刻也离不开他们。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15页)没有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民,社会一刻也不能生存发展。人民是我们的“大堰河”“观世音”,对人民我们应奉上至高的尊崇和敬意,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和付出,正是他们宽厚的脊梁与肩膀,支撑起我们的“现代性”生活、“都市化”生活、“审美化”生活。不懂得劳动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就不能真正懂得我们自己,就不能真正懂得人和人性,就不能真正把握社会的本质,更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本真。可以说,人民就是历史的一切,离开人民史观必然走向空洞和虚妄。

    确立起人民史观,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人民是谁,还需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知道作为个体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515页)“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这个共同体就是人民共同体,只有在人民共同体中,在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作家柯岩曾说,“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13亿兄弟姐妹水滴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蓦然回首——柯岩创作60周年座谈会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83页)这句话生动诠释了自我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只有融入人民,和人民一道前进,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人民史观的树立正是以这样的个体观或自我观为前提的。当前,一些人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就在于其在个体私欲与诉求面前迷失了自我,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视自我为云霓,视人民为尘埃,视自我为精英,视人民为群氓,忘记了“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95页)沉溺于一己悲欢、杯水风波,把史学的求真热忱淹没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才致使其史观迷茫、史识萎顿、史述扭曲、史德滑坡。

    二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科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作为,归结为那些肆意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应首先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并将这一研究作为其他方面研究的出发点。“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14页)应该说,正是唯物史观、人民史观的确立,为所有历史科学的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人民是社会的基础和柱石,研究历史而脱离人民,就像草木而脱离大地、呼吸而脱离空气一样,只能走向枯干和窒息。

    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应如何看待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呢?毛泽东晚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以为是真的,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87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是站在人民立场而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作出的判断。历史真实在于历史本质的真实呈现,这个本质不在帝王将相,而在普通劳动人民。当这个本质被掩盖、抹煞或虚无,历史叙述就是颠倒的,就是“最不符合历史的”。以人民史观批判、分析地看待古代史书,是我们触摸和把握真实历史的必由之路。

    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应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呢?它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吗?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解放、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拆解了封建意识形态藩篱,寻找到被其压抑两千余年的衣衫褴褛、灰眉泥脚的历史主人,发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并开始了进步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伟大结合。对孔教的批判是这个拆解、寻找和结合过程的重要部分和必要条件。有人说新文化运动颠覆孔教是虚无主义,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颠覆过程中,拉开了以工农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历史性崛起的帷幕,为构建人民史观清扫了“奥吉亚斯牛圈”。另外,新文化运动否定孔教,其重点不在“孔”而在“教”,即被封建统治阶级工具化了的儒家文化。如李大钊所言:“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可见,这个否定,对于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解放——从更长历史时段看,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文化摆脱其封建统治阶级附庸角色,成为劳动人民主动性文化滋养,有着巨大推进作用。因此,这一运动尽管有其局限性,但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相反,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反历史虚无主义运动,是唤起人民史观的辉煌一页。

    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应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呢?那是一场场所谓中性的、没有对错和是非的血腥厮杀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为人民的,是人民革命、人民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是争取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还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9、511页)如果革命战争是反对人民的,那么,还敢于唤醒人民的主体意识吗?还会指望人民的积极参与吗?人民还会是胜利之本吗?恰恰相反,人民就成了败亡之本。显然,虚无这样的革命战争就是对人民史观的反动,就是对历史主体的削弱和遮蔽。现在有研究者,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军队和代表地主阶级与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展开的战争描述为中性的,抛开战争的人民性背景,避开为何而战、为谁而战,避开战争正义与否与人心向背,史述貌似客观、公正,实则滑向虚无主义的泥淖,无法使人们获得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前途的革命战争所带来的深刻历史启示。

    三

    人民史观是判断一个历史叙述是否虚无主义的试金石。面对一个历史叙述,首先要考察叙述者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其是否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选择和评析史实,看其所述坚持还是抛弃、巩固还是动摇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往往蕴涵于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实质之中,因此,坚持与巩固人民主体地位,必须着力构建依托背景呈现实质的宏大叙事或总体叙事。而历史虚无主义的障眼法,就是只孤立讲细节、讲表象、讲局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梁惠王上》)以此把人民主体从历史叙述中排挤出去。脱离了人民,历史就会沦为少数人的玩偶,其庄重性和真实性都将趋于泯灭。

    可以说,反对或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中贯彻落实人民观。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胡乔木在谈党史写作时曾说:“要讲清楚党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党的斗争不能跟人民的斗争分开。有些人民斗争跟党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党的力量不够,或者因为党的政策不对,党没有跟人民斗争去联系。这些也应该说清楚。有些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达不到。有些人民斗争是独立的,在我们写党史的时候,要意识到存在这样的斗争。要给读者一种印象:读了以后感到共产党是尊重人民的。他们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而是左顾右盼。人民斗争跟党有联系的也很多,这是主体。联系也有联系得正确或不正确,联系得充分不充分的问题。人民发生什么变化,党是不是意识到跟上这个变化,这是判断党的领导是不是正确的(依据)。”(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依据”一词为引者所加)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当做历史的主人和主角,把人民的活动当做历史事件最为根本的推力和最为深厚的背景,这就是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中贯彻落实人民史观所应抱持的方法论。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虚无主义者却只在几枚残贝的呻吟和几株水草的战栗中记述长河之历史。他们一会儿把自己打扮成爬罗剔抉钩沉索隐的严谨学者,一会儿把自己美化成信古疑今“拨乱世,反诸正”的传统文化和古典价值的虔诚守护者;年老一点的把自己装扮成饱受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年轻一点的把自己涂抹成西学渊深的历史正义的占有者。总体来看,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都带有强烈的去人民史观倾向,张扬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观,想以小写的历史置换大写的历史,以局部的历史代替总体的历史,以私人的历史遮蔽人民的历史。更有别具用心者,把历史实用主义化,使之成为他们实现某种政治图谋的舆论工具。这不是在维护历史真实和正义,而是在颠覆它们。因为历史真实和正义,就在于其叙述倾向是否符合社会历史进程的实际和要求,是否与人民利益及其发展相一致;而要达到或实现这一点,除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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