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协商:契合中国民主政治需求的制度安排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和维护政党民主的历史,它开创了与西方民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政党民主,团结和带领民主党派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快速发展。在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的当前,我国正不断健全完善民主运行机制,推动中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2015年12月《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既是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是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而作出的新的有益探索。它彰显出了中国构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积极努力,是契合中国民主政治实际的制度安排。

  协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鲜明特色

  历史和实践均表明,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主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可偏颇,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选举,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只要有了选举就有了民主。这种对民主的误解在一段时间是颇有市场的,有人甚至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政党政治好坏,一大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普选制或多党选举制。只要有了普选制,不论如何都可以说这个国家是民主的;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没有搞普选或者没有多党竞争,则说明这个国家是不民主的。果真如此吗?看看一些搞普选和多党竞争的国家就能很清楚地发现,无序的选举不仅带来了相互攻讦,造成政局动荡,还会因庞大的现代国家规模无法保证每个人的投票发挥实际作用,以至于其所倡导的选举最终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选举绝非是民主的全部。民主除了选举,还包含协商、合作、参与、监督等重要内涵。将民主狭隘地限定于选举,既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误读,也必将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民主的本质内涵作了明确说明。他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而这种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不仅仅是通过选举体现出来,还包括民主协商等其他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些论断很清晰地说明,民主的本质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规模庞大的现代国家,单纯依靠选举并不能真正带来有效民主。尤其是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必须理性地看到片面强调选举可能存在的缺陷与隐患。

  中国的权力结构不仅是统一的,而且体现了协商一致的精神,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政党政治在制度设计时不拘泥于竞争或选举,而是凸显协商之意蕴,鼓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其他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展开坦诚交流和积极沟通,进而形成共识。应当说,我国所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吸取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优点和长处,更契合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需求,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从制度体系的设计还是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的优势都是西方政党政治所不具备和无可比拟的。然而,这种优势总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和轮流执政,这样的政党政治就是“不合乎潮流”的。这种逻辑不仅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也是不成立的。政党政治理论从来就没有将政党制度的评判标准定位于选举之一途,而是提倡多元化、多途径的民主发展道路。诸多事例一再昭告,只注重选举的政党政治很容易滋生政党纷争、社会撕裂、政局动荡。因为,源于自身利益的局部性、单一性和片面性,很多政党之间的竞争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多是你死我活般的零和博弈,而缺乏必要的求同存异和凝聚共识,进而难以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比如通过政党竞争来建构其民主框架的泰国,一度处于政变连连、政权交替频仍的混乱之中,严重制约了泰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便是竞争式政党政治之结构性缺陷的外在体现。

  坚持有序化的协商参与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基础

  政治参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古老话题。在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政治参与的内涵随着国家政治生态和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其内涵和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经久不衰的,那就是参与对完善民主政治结构、提升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复杂的政治参与结构中,政党参与至为重要,它对其他类型的参与发挥着风向标的引领作用。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参与必须是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体制外的街头政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言,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搬用多党制来体现民主,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成为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它所带来的无序政治参与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看到一般层面的政治参与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尤为重视政党参与,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特征以及中国庞大的区域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民情,规定政党参与必须坚持有序、规范和制度化,而不是片面地认为参与的范围越广、介入的程度越深、参与的手段越激进,参与的效果就越好。与此同时,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深刻地告诫人们,那种大呼隆式的参与根本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民主。因而,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促动下,在构建中国政党政治结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鼓励有序化的政治参与。

  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来自哪里?它不可能来自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拆台,也不可能来自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指责和攻击,而是蕴涵于党派之间的平等交流、共同协商。这不仅源于参与之本质含义的理论诉求,而且也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实践经验使然。从理论层面看,参与有多种形式,不仅包含选举、投票等基本形式,还包括协商、磋议等重要形态,那种将参与窄化为选举或投票等单一程序,认为不搞“一人一票”式的选投就不是民主参与的看法是荒谬的,是对参与内涵的误解和扭曲。从实践层面看,政党协商发端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发展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之中。建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表明,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处理重要事务,唯有通过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充分协商,才能达成和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当前,在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益开放化、目标追求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民主党派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国家重大政治事务,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现实问题。为了保证政党参与的有序性,中国共产党设计出了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协商形式,并对其主要程序作出了明确规范。这是对政党协商的有序参与作出的清晰界定,为中国政党政治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有序的政治参与框架,保证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在更加健全、规范的渠道里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为促进科学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政党政治的有序参与,其最终结果必将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夯实稳固的政治根基。

  基于协商凝聚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

  寻求共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使命。所谓政治共识,简单而言就是政党对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问题能够排除纷争而形成较为一致性的意见。丧失基本的政治共识,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寻求政治共识源于政党自身的固有性质。政党的原初定义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不同性质的政党,其基本指向并不一致。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何让其他政党形成与自己相一致的政治共识就成了执政党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够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依靠共同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团结凝聚民主党派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建设目标、领导核心、发展方向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了重大共识。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通过长期的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来达成和增进共识,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

  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定时空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民主政治结构决定了政党共识形成的基本逻辑。西方政党政治固然也有共识,但它不是来自政党之间通过协商而形成的自觉构建,多是源于在野党对执政党形成强大外在压力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显然,这种产生共识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政党政治所应该借鉴的。中国的政党政治经验表明,争论不休、吵闹怀疑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应当来自于坦诚相见的协商之中。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协商既蕴含于各个民主党派表达意见、交流信息之中,也体现于政党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互信合作。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握正确方向,广泛集智聚力,促进意见沟通,推动偏好转换,进而凝聚共识;同时,坚持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相统一,避免了一党独断专行、多党竞争倾轧的弊端,展示了西方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地注重政党协商,并不断发展政党协商的形式。在中国政党政治生活中,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识,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架构上。基于对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和改革建设巨大成就的认可,民主党派始终承认并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者是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民主党派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亲密伙伴,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种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和谐政党关系,在世界政党政治中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领导与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协商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说,这是最为基础、也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的最大共识。当前,一个契合新时代需求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共同发展愿景的共识,则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基于协商而凝聚共识的中国政党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必定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制度保证。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尹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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